談誤用周人用辭“蔑曆”而露偽之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

談誤用周人用辭“蔑曆”而露偽之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

 

一個時代往往有一個時代的用語,一個部族也往往有一個部族的用語。在周人及商人之用語裡,像是見於周人金文裡的“蔑曆”一辭是周人入主中原後新的用法,配合其周人之新周之制度。而此種制度是在商人主政之下所不曾有過實施,亦見周之禮制發達踰越於商人,以成立封建之殖民帝國,而相對來看,殷商則是商王為金字塔頂端的獨一至上之君,政制之考量及發達不像周人去成立層層封建之帝國。所謂“蔑曆”之獎勵方式是周人獨有的。

歷來談所謂“蔑曆”的林林總總的學者,一概講此為殷商之制。而殷商有實施“蔑曆”,就拿出一百零一唯一的一證,那就是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裡提到的“唯丁蔑汝曆”一句獨一之孤例為證,而不知此正是此器為偽器之證。因為,不去查考其他殷商甲骨文及金文裡,一概不見所謂的“蔑曆”之辭,而且亦不分析所謂的“蔑”及“曆”,在商代的存在與否及其用法,故取一偽器逕自來包山包海,殷周全包,所述自不正確了。

 

在商代甲骨文裡,“蔑”的字形有伐滅之義,而其用法上,則用在微小之義,如《合集》24901:『戊午雨蔑。』而並不作西周“蔑曆”裡的“蔑”的做為賞賜用法。

 

而常被隸定為“曆”者,在金文裡是”厤”上,“甘”下。早年清末的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裡即指出,此字乃《說文》裡的『”厤”上,“甘”下,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而認為指『調味甘美』,所以『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以甘也』。此種說法是至今日釋此二字的二派裡的一派。

 

在殷商的甲骨文裡未有“曆”字,亦無“厤”上,“甘”下之周代金文之字,有時,周金文的“厤”作“𠩵”或“秝”,又偶在“𠩵”的兩木間加“土”,而下方的“甘”,有時又作“口”或“田”。所以,周金文裡的“蔑曆”的“曆”也是到了西周的周人才有的用字,故周金文裡的“蔑曆”,乃周人的用法,與商代無涉,任何在所謂的商代青銅器上若有“蔑曆”字眼者,即知必為後人所偽造的偽文物。

 

而細審此所謂商末青銅器〈小子蒚卣〉(《集成》5417)偽器之“曆”此字,一如郭沫若於〈保卣銘釋文〉裡指出,此器之“曆”和〈保卣〉的“曆”字都寫的一樣,都是從厂從埜。而認為『以曆字為最古,曆或變埜為林或秝,或易甘為口或田,亦有省廠作者』,而言此字之變化。但反而得到一證,即後人在偽造此一偽器〈小子蒚卣〉的銘文裡的“曆”字,是抄〈保卣〉的銘文的金文字體。而〈保卣〉出土於1948年河南洛陽,今存於上海博物館。因此亦可斷出,此一偽銘文之寫成,必在1948年以後,即在新中國時期被偽造出來的。偽器為怕被國內專家識破,許多皆外銷至海外蒙騙外國人或港澳臺及海外華人,故許多海外的博物館或所謂收藏家所收的商周青銅器裡偽器不少,如此一〈小子蒚卣〉偽器即是被日本白鶴美術館買去。此器上的偽銘文的文字如下:

 

『乙子,子令小子蒚先以人於堇,子光賞蒚貝二朋。子曰:“貝,唯丁蔑汝曆。” 蒚用作母辛彝。在十月,月惟子曰:“令望人方[上网下每]。』

 

按,其實,此偽〈小子蒚卣〉的銘文是以現被德國收藏家收藏的〈罔簋〉(又名〈小子[上网下每]簋〉)(《集成》4138)的銘文為底本的:

 

『癸巳,[戈卂]賞小子罔貝十朋,在遘師,惟[戈卂]令伐人方[上网下每],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肜。』

 

末後,並參考了〈小子啟尊〉(《集成》5965)的『在十月,月惟』的語法。於是向壁虛造此一〈小子蒚卣〉上的偽銘文。(劉有恒,2020,8,5於台北)

偽青銅器〈榮仲方鼎〉續辨

偽青銅器〈榮仲方鼎〉續辨

 

2005年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榮仲方鼎(《新收》1567)時,李學勤替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品宣傳而發表了〈試論新發現的阪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9期)一文加以介紹了其銘文,隸定如: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榮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榮仲速內(芮)伯、(胡)侯子,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彝。史。』

 

其後有馮時〈阪方鼎、榮仲方鼎及相關問題〉(《考古》2006年第8期)等多篇學者之論述亦有討論,到2008年,李學勤再發表〈論榮仲方鼎有關的幾個問題〉(《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第1卷第1期)》),此時,李學勤修改其隸定,作: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嘉)榮仲(王+丮)庸(?)一,牲大牢。已巳,(榮仲)速內(芮)伯、(宀+麩)胡(侯)子,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將+鼎)。彝史。』

 

2014年4月,在簡帛網上有網名 zhtsy137網友,曾有指出此鼎為偽器,其言曰:

 

『《儀禮·鄉飲酒禮》中有“主人速賓”一句,“速賓”就是請客的意思。“速”字在《金文編》(1985版)僅一見,叔家父匡的銘文中有“速先”二字。所謂新發現的榮中方鼎,那個被釋作“賓”的字是個“內”字,應該仿自毛公鼎,因為此“內”字中的“入”不與上面的橫畫相接。問題在於,此處的”入“卻不出頭,並且”入“字的兩筆還不對稱,酷似隸書寫法。馮時先生的《阪方鼎、榮中方鼎及相關問題》訓“內”為“芮‘,若結合下文,”速芮伯“也講得通,但這樣就上了造器者的道。因為此器是可疑的、偽的。對此類來歷不明、做工粗糙、銘文夾雜各類字形的青銅器,我是不願相信的。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否則,徒添混亂,更是對傳世真器的褻瀆。

此器中的”榮“字也甚可疑。榮,繁也,華也。此處的”榮“字卻省去了兩個花朵,於是上面成了兩顆草(艸)。草、花截然不同。造器者想標新立異,真的是煞費苦心!』

 

而到了2017年,名古文字學者王恩田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了〈榮仲方鼎質疑〉一文,舉列諸證,已完全判明了此為今人偽造之劣質偽青銅器,他隸定此偽鼎之銘文為: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榮仲 庸一,牲大牢。己巳,榮仲速芮伯、㝬侯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 彝。史。』

 

其舉證重要的約如下:

(一)此偽鼎銘文上有族徽為“史”,但“史”為任姓薛國的史族族徽,而不是此偽鼎上的榮氏的族徽,顯然此偽鼎張冠李戴而露偽。

(二)偽銘文講周天子為榮仲作“序”,李學勤講“序”指學校,而李朝遠及馮時指“宮殿”,但西周『歷來只有臣事君,或君命臣。怎麼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讓“王為其臣”榮仲“修建學校或宮殿”呢』。

(三)偽鼎“生霸吉”之語,全非西周紀時之用語,西周月相紀時未有用“生霸”者,必用“既生霸(哉生霸)”。因為生霸在夜間,紀事為白天發生之事,此時月亮已下落,故曰“既”;而且“吉”之吉日記時稱“月吉”,或稱為“吉日”,絕不單稱“吉”,此偽銘文不但把紀月相及吉日記時方式混搭,而且還缺“既”及“初”等字,不成其文。

(四)偽銘文裡錯用“子”,因為商王以子為姓,『其大宗宗子稱為“子”……從子族分化出來的新的子族,其宗子也可稱為“子”,但對大宗宗子而言,則稱為“小子”。』而此偽西周青銅器上卻是西周貴族在自稱“子”,王恩田指出:『周人稱“子”時,前面必須加限定詞。如王之子稱“王子”,公卿之子稱“公子”。或加國名,如徐子、薛子。或加族名,如齊國的國子、高子。或加姓氏,如孔子、墨子等等,絕不單稱子。』如此一見,此偽鼎銘文裡多次提到“子”這個貴族,就已洩其為偽跡。

(五)偽銘文講王為榮仲建學校,子此貴族送榮仲樂鐘和三牲具備的大牢,銘文却沒交待理由。

(六)此鼎依器形屬晚商,李學勤訂錯成了康王時期。而且銘文講子賞給榮仲“鏞”,但最早的鏞也是康昭之際才有的樂鐘,怎會早出。
(七)康王時器的銘文『其章法佈局已經能夠做到橫成排,豎成行』,但此鼎『銘字形卻是七大八小,歪七扭八,狂肆忒甚。更談不上有什麼章法佈局可言』。故認為此『榮仲方鼎銘文,記時有誤,亂用族徽,內容離奇,語病甚多,字形、字體古怪,章法佈局雜亂無章,器物形制年代與銘文的年代脫節,是一篇水準不高的偽作』。

王恩田已上諸舉證,已可明白證實此鼎係今人偽造的偽青銅器,被博物館不查及一些學者誤偽為真者。而吾人於今再舉數證:。
(一)依此偽銘文裡的榮仲,其身份應是畿內諸侯。那麼其子弟即國子了,應在周天子的學校就學,為何榮仲此貴族還能自立門戶並且周天子還同意此等違反周制之事而為其榮仲設學校?證之於文獻,未有此等荒唐例子。

(二)所謂『太牢』是古代天子使用最高規格的三種牲畜———牛、羊、豬,何以有個叫做“子”的貴族有資格賞給榮仲天子祭祀用的祭牲?即使周天子也不會把自己用的至上的祭祀用牲賞給臣下。而且賞臣下樂鐘,在西周金文裡很少,只有其功甚偉的功臣或皇親始有贈樂鐘之史事,何況在此偽銘文裡還是一個貴族在西周竟還可以送樂鐘給另一個貴族,根本即天方夜譚,在史料及金文裡見所未見,故根本此段所謂『子加榮仲庸一,牲大牢』就是胡言胡語,完全和周制脫節,而顯示此造偽銘文的寫手的下下底子。即便認為『子』即指『王』即周天子,但西周金文未有前言周天子為“王”而後言“子”,且一如王恩田所指出,周朝“子”的用法沒有單用來指天子或其大小宗。

(三)偽銘文『錫白金鈞』不倫不類,賜白金竟然沒有數量,而只有白金的單位“鈞”,應寫如“錫白金十鈞』等數額才成文意,可見偽造此偽銘文之此君連作文都很差,應係出於古文字學者之不肖門生,難怪怎寫得好高難度的銘文。(劉有恒,2020,8,2於台北)

從“[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談偽西周青銅器〈善夫克盨〉

從“[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談偽西周青銅器〈善夫克盨〉

 

傳說於清末光緒十六年(1890)在陝西扶風法門鎮任村出土了百件以上的青銅器,一出土就被村民瓜分販售。在其中,目前所知有不少是西周的貴族膳夫克的製器。尤其重達二百公斤的〈大克鼎〉是其中最聞名的國寶。其次尚有應為一套八件的編鐘的〈克鐘〉,但今存世只有七件。再來就是存世七件的小克鼎。其上都有銘文,不過分析其銘文,都十分單純完整性極高。但傳說當日有出土善夫克盨一至二件。而今存世一件的善夫克盨(《集成》4465),原藏於民初的丁麟年,後來流落而今入藏於美國芝加哥美術館。不過,其上銘文裡,却看出因其銘文的文路混亂,且雜湊成篇,其實是偽銘文。至於其器是否偽物,因目前並無學者分析亦未見有科學檢驗,故是否乃自當日出土的無銘或少銘的原出土物上再刻偽銘或連器皆偽,則不得而知。此器上的偽銘文如下: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宮,王命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揚,用作旅盨,唯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皇祖考其『[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畯臣天子,克其日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篇偽銘文,其所見致偽之文句考之如下:

 

(一)『[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
按,此四字句乃是青銅鐘器的用辭,形容樂鐘的樂聲響亮、洪亮。此吾人於〈從〈逨鐘〉“ [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看偽青銅器〈逨盤〉、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逨鼎》已有所詳加解析了:

 

『(逑鐘)裡的『[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就是一個多年以來,古文字學者忽視而未曾詳解,而在未曾詳解的時日的2003年,就出現了一堆的所謂出土的青銅器,內中有〈逨盤〉(逑盤)一件,四十二年逨鼎二件銘文相同,四十三年逨鼎十件銘文相同,都刻有大量的銘文,其他12件,則或只有少數幾字的銘文。

在〈逨盤〉(逑盤)一件,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二年逑鼎)二件,四十三年逨鼎(四十三年逑鼎)十件的三類的銘文裡,全都有『[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四字。在那個2003年的年代裡,因為古文字學者對此四個字沒有深刻去了解,則只能像是劉懷君、辛怡華、劉楝的〈逨盤銘文試釋〉(《文物》2003年6期)釋成『猶言蓬蓬勃勃』,李學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6期)、劉源〈逨盤銘文考釋〉、孫亞冰〈眉縣楊家村卌二、卌三年逨鼎考釋〉(皆《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在注釋裡都完全不提。

 

不過,到了2014年,牛清波、王保成、陳世慶在〈晉侯蘇鐘銘文集釋〉(《中國文字學報》2014年7月)裡對此四字認為這個詞實形容鐘器的聲音非常的響亮,形容鐘聲洪亮。[豊攵],從攴,豐聲,是一個形聲字,同時也疑是豐字的本字。“[豊攵] [豊攵]”,與《詩經》中的“蓬蓬” 、“芃芃”的意義釋相同的,兩個詞都有盛大的意思。[㲋泉]字,是個從泉㲋聲的形聲字,與《說文解字》中的與[㲋木]字讀音略微相同,『[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是一個隻聲疊韻詞,意思是指磅礴豐盛之意。

 

按,吾人可以發現,只有西周的樂鐘上的銘文始可能會用上此字,其他任何西周青銅器,不論食器、飲器或水器或其他青銅器物,一概不用此四字形容詞。因為,其理由其實一如2014年,牛清波、王保成、陳世慶研究指出,此四字是形容鐘器的聲音非常的響亮、洪亮。

 

先秦這些青銅器,其上若有銘文者,是為紀念某個值得紀念的光榮事蹟而受到周天子賞錫,故此類青銅器,只有兩大類,一是樂鐘類,一是非樂鐘類,主要是飲食容器。在周朝天子或貴族家,始能用青銅器的餐具,故這類青銅器不刻銘者,乃十分常見,一如現代各家的鍋碗盤,數量一定十分龐大,但是是不刻字的素器;因為紀念某事,而刻銘的青銅器,就應是禮器,只有在祭祀祖先及紀念日子才拿出來使用。而非樂鐘類的禮器能刻上『樂器的聲音非常的響亮、洪亮』的字眼嗎?當然不能,此所以形容樂器的聲音非常的響亮、洪亮的『[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四字,只能是刻在實際上在演奏時所用的樂鐘上銘文裡才能用得上。

 

此所以這四字在所有今世已知真正的青銅器裡,其他沒有任何一個青銅器,不管是鼎或什麼其他非樂鐘類的青銅器,而只是用在樂鐘上,如:

〈丼人[二女]鐘〉:『處宗室,肆 [二女]作龢父大林鐘,用追考考侃喜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余厚多福無疆,[二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梁其鐘〉『梁其曰:……祖考龢鐘,鎗鎗鏓鏓,鍺鍺雍雍,用邵各、喜侃前文人,用祈匄康娛,純祐,綽綰、通祿,皇祖考其嚴在上,[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于大魯福亡斁……。』

〈虢叔旅鐘〉:『虢叔旅曰:………迺天子多賜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掦,用作皇考惠叔大林龢鐘,皇考嚴在上,異在下,[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晋侯蘇编钟〉『……穌(蘇)敢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乍元龢(蘇)鍚鐘,用昭格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翼在下,[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余多福。穌(蘇)其邁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茲鐘。』

和〈史墻盤〉一起土出的〈興鐘〉:『……嚴在上,[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

 

但此一民初被丁麟年所收藏的〈善夫克盨〉,並不是樂鐘,而是食器,怎會發出[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的樂鐘響亮、洪亮的音樂之聲了,故顯然這是不明就理的後人所偽造銘文時,不知此四字用法而誤抄入。於是 〈善夫克盨〉上的銘文是後人所偽造,必非西周當日了解此四字用法的貴族們製器銘文上的用語,故〈善夫克盨〉就是後人所成就的偽銘文之器。但因〈克鐘〉的銘文裡亦無『[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四字,可見此一造偽者並未見同時出土的〈克鐘〉,而係抄自其他所寓目的鐘器的銘文而拿來取用而洩偽。

 

(二)此銘文內容,前寫因為周天子令尹氏友史趛來『典』我這個膳夫克的『田』和『人』(『王令尹氏友史趛,典膳夫克田、人』),於是我感淚涕零地製作此器,但接著用寫此器乃『旅盨』,乃屬於旅器,此旅器依清人如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存》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的理解,是祭器,即當日作此偽器者亦應乃是如當日人之認知。但是,此偽銘文寫手,又加上了一堆廢語,『唯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出版在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攈古錄金文》3.1.74有盤銘文:『吏利于辟王、卿事、師尹、朋友、兄弟、者子、婚冓』,被此一光緒年至民初的銘文造偽者拿來一用在此銘文內以增加銘文之字數以便賣個好價錢。

 

於是銘文成了:『用作旅盨,唯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皇祖考其[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畯臣天子,克其日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獻』字在金文裡是當作“進獻”之用,如〈羌伯簋〉:『獻帛』,及如〈多友鼎〉:『多友迺獻俘、聝、訊于公』。此一旅器,拿來『獻』於師尹、朋友、婚遘又不知何謂。是講拿此一〈善夫克盨〉進獻給『師尹、朋友、婚遘』嗎?那麼下一段的『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却用成了用此一盨來日夜盛祭食享於先祖了,既獻給了師尹、朋友、婚遘,於是膳夫克就用來日夜盛祭食享於先祖又何能夠?此段文字不通如此。明顥就是加了贅句『獻于師尹朋友婚遘』。

 

(三)此一造偽者必在〈大克鼎〉流落的過程之中得見過或擁有過〈大克鼎〉,知鼎銘上有記錄了周天子賜『田』及賜『人』,如〈大克鼎〉裡所載『史、小臣』、『人奔』等等的『人』,所以偽造了周天子派尹氏友史趛來『典』我這個膳夫克的『田』和『人』,編排成此為〈大克鼎〉故事的後話。但文句實不倫不類。『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皇祖考其『[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畯臣天子,克其日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一如前述,係錯加之錯用之四字辭。
而此段文字,實應只有『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皇祖考其降克多福,眉壽永命,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而『畯臣天子,克其日錫休無疆』又是累段,完全講不通。因為,膳夫克此人用了此盨來朝夕享於祖先,讓祖先降給他福報,而能長命百歲,而膳夫克到其子孫都一直寶用此器,於是意思完足。而此造偽者,為了多加銘文字數,於是畫蛇添足,文意暴笑。依其文義,膳夫克用了此盨來朝夕享於祖先,讓祖先在此盨發出的響亮、洪亮的樂聲之中,降給他福報,而能長命百歲,膳夫克被畯臣天子每日都賜美物到無窮之日,膳夫克到其子孫都一直寶用此器。

 

於是一見其『畯臣天子,克其日錫休無疆』(膳夫克被畯臣天子每日都賜美物到無窮之日)之段子,不笑彎腰不行了。按,在金文裡,『畯臣天子』,其前後方都是祈萬年之福壽之語,其前方為求萬年無疆之辭,後常接『靈終』等,如:

〈此鼎〉:『此其萬年無疆,㽙臣天子靈終,孖孫孫永寶用。』

〈頌鼎〉:『頌其萬年眉壽,㽙臣天子靈終,子子孫孫寶用。』

〈白梁其盨〉:『用匄眉壽多福,㽙臣天子萬年唯亟,子子孫孫永寶用。』

 

比對一下〈善夫克盨〉和真正西周青銅器銘文應有之用辭,自見其銘文之偽。(劉有恒,2020,7,31於台北)

 

 

 

 

談言及“聖人之後”而露偽的青銅器〈師望鼎〉

談言及“聖人之後”而露偽的青銅器〈師望鼎〉

 

相傳為左宗棠征新疆時所得的〈師望鼎〉,最早著錄於清代吳大激的《意齋集古錄》,而 1952年陳仁濤在香港出版的《金匾論古初集》內更附有照片。關於其年代,學界雖各有看法,但猜都不離西周中至晚期。以其紋飾而言,腹部紋飾是大型的鳥紋演變來的S型竊曲紋的出奇出新之脫離西周青銅器紋飾演化之跡之器,其中之一現藏於芝加哥藝術博物館,乃2005年從香港購入、為了保證真實性,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在購買〈師望鼎〉,還利用各種科技手法鑒定此器,但對銘文未見其有查證。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也有收藏此器,故顥見此鼎問世不只一個。此〈師望鼎〉銘文共十行九十三字,重文二,銘文如下:

 

『太師小子師望曰:丕顯皇考宄公,穆穆克盟,厥舂(從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亡湣,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夜出內王命,不敢不遂不盡。王用弗言望聖人之後,多蔑[厤甘]賜休。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從其銘文裡的“聖人之後”即知此鼎必為後人所偽造,而乃係出現於清末的偽造之青銅器。按,『聖人』一辭,西周金文所不見,而有出現於西周的《詩經‧小雅‧巧言》:『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此一用辭,在先秦實為虛辭,而不實指某人。也就是,是架高成為一個理想型的典範人物,但是誰有此一資格呢,正如孔子在《論語‧述而》裡所指的:『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墨子‧親士》講『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孟子‧公孫醜上》孟子講『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等等,先秦諸子皆是拿聖人當成止於至善的標靶之用,但也不講出,是哪一個是聖人或哪一個聖人會復起。像出於東周的《老子》大談聖人如何如何,但也沒有實指誰是聖人。

 

但看一看此一篇出於西周封建社會下的所謂的〈師望鼎〉,其銘文裡講太師小子師望此人乃『聖人之後』,而周天子不忘他是聖人之後,而『多蔑[厤甘]賜休』。一見此種造銘文的思維邏輯,即知此造偽者是要把此一設定的器主『太師小子』四字,認為是『師尚父』的太公望(此造偽者設定成『宄公』)的後人,而且把太公望當成『聖人』,而此一器主太師小子師望就模擬成是太公望的後人,即『聖人之後』,連名字都設定一如太公望的望而幼稚可笑。但如此一來,即若此一太師小子真會是太公望的後人,而且目其先祖為『聖人』。那麼,這種禮器之鑄造,豈不是犯下與封建社會不能相容的大罪了嗎。如果其祖先宄公是『聖人』,而此一『太師小子師望』又是『聖人之後』,那要置周天子此一所謂的天之子,受天命而統治下民者置之何處。於是再看一下此銘文的『王用弗言望聖人之後』,講的是周天子不會忘了我這個太師小子師望是聖人之後,更豈不像極了目無天子,自尊自吹的犯上的行為。而且銘文裡接著還講『多蔑[厤甘]賜休』,因為周天子不敢忘了我是聖人之後,所以多多賞賜[厤甘]及賜下美物給我。一見此種無厘頭銘文,即便想忽視而不見其可笑性都不能夠。

 

所以雖像某博物館還用所謂科學方法。但並未對於銘文本身去核查。故清代時所偽造多個偽〈師望鼎〉時,其製作之精而或係採出土無銘之器再弄上偽銘文,而迄今都還未被發現其偽,但從其銘文,加以分析,自見內容偽得可笑。(劉有恒,2020,7,29於台北)

 

 

 

偽稱“同”器的今人偽造之青銅器〈內史毫豐同〉 ~~《尚書‧顧命》的“同”器指一組“瓚”及“卣”考釋

偽稱“同”器的今人偽造之青銅器〈內史毫豐同〉

~~《尚書‧顧命》的“同”器指一組“瓚”及“卣”考釋

 

一、前言

中國的青銅器,從簡樸到繁飾是有一個過程。任何逆於此一過程的令人為之驚艷的不知來路的市面上的青銅器,就應十分謹慎其是否乃後人偽製品。

在2009年時,搞文物研究的陝西的吳鎮烽,看到了民間所謂收藏家所收的一件所謂的西周的青銅器,吳鎮烽首先披露於2010年第3期《考古與文物》上的〈內史毫豐同的初步研究〉一文內,但文裡面並未詳考真偽:
『這是目前發現的鑄造精良,裝飾華麗,銘文最多,時代明確,且自名為“同”的一件西周青銅酒器』
二、從紋飾上鑑定其鑲嵌綠松石乃偽西周青銅禮器

這件青銅器,一如吳鎮烽在文章裡所交待的,它『該器形制、紋飾與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村窖藏出土的一對蕉葉鳥紋觚基本相同,特別是圈足上瘦長的立鳥紋,鳥尾下垂,然後向前向上迴旋,中間添加一個目紋的做法,兩者如同出一人之手』。但此一新出的青銅器也有和吳鎮烽所述那一對蕉葉鳥紋觚有所『區別』,即吳鎮烽指出的:
『內史毫豐同的腹部也鑄有低矮的扉棱,且裝飾有與圈足相同的立鳥紋,目紋還鑲嵌著綠松石』。。

 

那最詭異的竟然此西周質樸時代的青銅器會像東周戰國時代盛行的會在青銅器上鎬嵌綠松石。吳鎮烽因未注意及此種分明今人偽造之器的重要特微而未分辨高級偽造的偽青銅器,故在紋飾上若能有充份學力即可明白此種鑲嵌綠松石的青銅器乃是在戰國時代工商發達,民風綺靡之下的商品經濟時代的產物,在西周這種保守的封建禮制社會,崇尚質樸,所有今存真正西周青銅禮器一律不見有任何鑲嵌綠松石的一如後世行徑,此就是值得稍有文物常識者必備的鑑定常識了,而吳鎮烽搞文物數十年實應有所認識。

按,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村窖藏出土的包括了聞名的〈史牆盤〉等大量西周中葉的青銅器。其中的蕉葉鳥紋觚的那個時代,陝西扶風莊白村窖藏出土的所有青銅器的紋飾裡就是沒有任何鑲嵌綠松石的青銅禮器。如果此偽器果是那個時代,為何有綠松石鑲嵌?

而重要的是,西周那個封建時代,禮器是祭祀祖先為主,像此一偽器,在其銘文上寫此器是用作『祼同』(祼禮用的觚酒器)。從古到今,在極盛大的各種禮典裡,都是重素色。即如現代祭事的穿著不能花枝招展,喪事也不能打扮入時去參與,即使婚禮不也中國風新娘是一身紅,西方也是白紗一襲,都是重於以素色以質樸臨禮事。那在西周那般保守的封建社會,其禮器竟還可能出現這種鑲嵌綠松石的行徑嗎,故分明是今人的偽造物。

三、銘文裡故意偽稱“同”偽如解決《尚書‧顧命》裡的所謂的“同”器的紛紜的假證物

《尚書‧顧命》篇是敍述西周成王死前,召見召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等大臣,託付太子,及其死後,太子即位是為西周康王,在即位典禮上過程。裡頭有些內容,提到了“同”這種器物:

 

『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叱。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於是引發後世學者的紛紜。東漢末大儒認為“同”是指“酒杯”,還有別的觀點紛爭直到今日。因為,此篇今文尚書《顧命》裡的這個“同”字如果指“酒杯”,在宋人之後見過不少出土青銅器,為何都沒有銘文自稱是“同”的。宋人研究金石學,對於這種酒杯命名為“觚”,此一命名直到今日都在學界一律採行而適用,其取此名不是亂猜,而是也有文獻為推測的依據,如:

 

春秋時代《論語‧雍也》『觚不觚,觚哉。』

戰國時代《考工記》『梓人爲飮器,觚三升。』

西漢《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西漢《韓詩外傳》『二升曰觚。觚,寡也。飮當寡少。』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鄕飮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

東漢王充《論衡·語增》『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不過,在書面文獻裡的那個『觚』的長相,實無可以對證的實物,此即後人紛紜之來由。尤其可怪的,像是《尚書‧顧命》乃今文尚書,先籍典籍,皆不見其他有提到『同』此一酒器之處。而到了西漢今文學者隸定古文為今文時,隸定成了『同』字,但西漢以來也不見任何有關有用到過『同』酒器的文獻。只有孤零零在今文尚書《顧命》篇有『同』的記載。而且今文學派是釋此『同』為『銅』的,即集東漢今文學派的注釋大成的《白虎通德論‧爵篇》裡引《顧命》此『同』字作『銅』。但今文學派對於此字釋成『銅』也放在《顧命》文裡實如不少學者指出的亦不通。

 

如果對照金文及先秦文獻可以比對的,君王對於臣下的冊命或賞賜物裡有『瓚』及『卣』。像是《詩經‧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的『瓚』及酒『卣』的配對,在青銅器銘文裡也常見,如〈毛公鼎〉『賜汝秬鬯一卣、祼圭瓚寶、……』、〈師訇簋〉『賜汝秬鬯一卣、圭瓚、……』。也有單賜瓚,即《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像《周禮》雖是西漢末劉歆為首所偽造的,但其中如《周禮‧春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即釋祼祭用的瓚。在西周君王賞賜的場合,賜臣下圭瓚及鬯卣,一如《史記‧晉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秬鬯一卣,珪瓚……』,而瓚及卣之用,也用在君主貴族等灌祭(即祼祭)時之用。

 

因此,若從《尚書‧顧命》的場合來看,所謂文裡的『同』,實指『瓚』及『卣』的配對一組的簡稱。『同』不是單一器物,當然,在本文中所討論的今人偽造的青銅器〈內史毫豐同〉上出現自稱是『同』的名稱,實在是造偽者只依前人的錯誤討論而以為可以造偽“同”器,把此一偽造的西周青銅觚器〈內史毫豐同〉讓銘文上寫著“同”而當成單一件的“同”器,分明就是拿後世至今錯誤的一方結論而站在鄭玄一方去造偽器偽銘文加以偽證,亦證明了這就是今人所偽造的偽西周青銅器,且把應為一組『瓚』及『卣』的祼祭用的青銅器組“同”當成一件單一的偽“同”器而洩露其係今人偽造物。(劉有恒,2020,7,28於台北)

 

談偽造於1995~2001年間的偽青銅器〈作冊封鬲〉的絕妙銘文

談偽造於1995~2001年間的偽青銅器〈作冊封鬲〉的絕妙銘文

 

1995年6月,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公安分局文物派出所收繳一批文物,由省文物鋻定委員會派侯養民、呼林貴、王翰章、禚振西、劉合心和吳鎮鋒等委員到咸陽鋻定,其中包含有〈(彳戈戈亍言)鼎〉。

但直到2005年,在吳鎮鋒寫成〈(彳戈戈亍言)鼎銘文考釋〉公開銘文內容之前,此一銘文就已被偽文物造偽團伙在本領通天之下而曉得了銘文內容,而用來當成打造出偽青銅器〈作冊封鬲〉上的偽銘文的素材之用。
直到偽青銅器〈作冊封鬲〉出世之後並有某博物館購入當成鎮館國寶且當成了所謂的西周穆王或厲王時的青銅器,還有王冠英2002年為〈作冊封鬲銘文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2期)一文公開並考釋其銘文之後,此〈(彳戈戈亍言)鼎〉青銅器的銘文沒有了利用價值後的2005年,吳鎮烽在2005年增刊《古文字論集(三)》上發表了〈(彳戈戈亍言)鼎銘文考釋〉才公之於世。但因吳鎮烽並未辨出真偽,反過來在其〈(彳戈戈亍言)鼎銘文考釋〉此文裡反而引用依此〈(彳戈戈亍言)鼎〉銘文來偽造的〈作冊封鬲〉內的『虔夙夕恤周邦,保王身,諫辥四國』來說明此鼎內的銘文的『諫辥四方』。

 

但是,偽造偽青銅器〈作冊封鬲〉的偽銘文的寫手,其寫作此一偽青銅器〈作冊封鬲〉的銘文,照抄了〈(彳戈戈亍言)鼎〉铭文內的『保王身,諫辥四方』,馬上不就露偽饀了。試問,能夠『保王身,諫辥四方』,不就是像是〈(彳戈戈亍言)鼎〉裡的所指的『天尹』(即吳鎮烽所釋的『西周時期對主要執政大臣尊隆的別稱』),因為是重要的周天子身邊的執政大臣,才能夠全責地保護周天子及吳鎮烽所釋的『治理四方、治理國家』(谏辥四方)。在周厲王時期,西周的異姓諸侯國番國之君番生的〈番生簋〉裡講到番生襲其先祖忠周之心,『虔夙夜溥求不澘德,用諫四方,柔遠能邇』;要像番生這種諸侯也才能夠做到『谏辥四方』(用諫四方,柔遠能邇)。

 

但看一看這件偽青銅器〈作冊封鬲〉的主角作冊封是何種角色,不就是擔任周天子的受命行事的史官嗎,如何能『保王身,諫辥四方』?一見此一偽銘文的內容即知不倫不類,抄〈(彳戈戈亍言)鼎〉铭文的偽〈作冊封鬲〉的銘文寫手的水平太差,以致於連抄的文句適不適合作冊封這個角色的屬於諸侯或周天子執政大臣的職務都一無所知,就只知摘字抄句,雜湊成篇。

 

『恤周邦』又是襲自此偽青銅器模仿之底本〈追簋〉內的『虔夙夕卹厥死事』,改成『虔夙夕恤周邦』,『恤周邦』義近『卹厥死事』,其改寫的範本則取自如〈師訇簋〉:『純卹周邦』,但能『恤周邦』,乃是像師訇這種執政大臣,因為擁有了周天子命他『令汝惠雍我邦小大猷,邦佑潢辥,敬明乃心,率乃友扞敔王身』的掌政大權,而作冊封此一文官只任周天子身邊的受命行事的史官,又如何能有『恤周邦』及『保王身』(扞敔王身)的職權。而用了『卹厥將事』(義近『卹厥死事』、『恤周邦』)的〈師寰簋〉此主角師寰,乃一有『[折]首執訊,無諆徒馭,敺俘士女、羊牛,俘吉金』武功的太師,自可『恤周邦』。如此一見,再添一證,證明〈作冊封鬲〉此一偽銘文寫得不合情理而露偽,一如吾人於〈談偽青銅器〈作冊封鬲〉偽銘文的笑點〉一文裡談及此偽器的『乍冊封作異井稟明德,虔夙夕恤周邦,保王身,諫辟四國,王弗叚忘,享厥孫子,多錫休』,都是『一堆打高空之言』,不過像王冠英就不查而反而說『銘文中的周邦、保王身、諫乂四或也是周晚期器物銘文常用的』,於是偽器就正大光明被王冠英定為周晚期器物而送入博物館陳列公眾去了。

 

此偽器〈作冊封鬲〉的行文格式則是模仿〈追簋〉。在收藏在台北及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都有此〈作冊封鬲〉。器底有銘文: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天子多賜追休。追敢對天子揚,用作朕皇祖考尊簋,用享孝于前文人,用祈丐眉壽,永令,畯臣天子靈終,追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偽造〈作冊封鬲〉的銘文的寫手就是用〈追簋〉銘文當成底本,而銘文改寫成:

 

『作冊封作異井稟明德,虔夙夕恤周邦,保王身,諫辟四國,王弗叚忘,享厥孫子,多錫休. 封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作尊鬲,封其萬年眉壽永寶』

 

而『稟明德,虔夙夕』此偽銘文又參考了1940年出土於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的《梁其鐘》銘文:『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之句。但出紕漏的『王弗叚忘』却也不倫不類,因為像『弗叚忘』在西周都是用在臣下弗敢忘天子或先祖的恩典,如〈召圜器〉的『召弗敢忘王休』或〈禹鼎〉『肆武公亦弗叚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但此偽銘文作者却把『弗叚忘』用在周天子弗敢忘臣下的忠誠,上下用語都不分。

 

如此看來,〈作冊封鬲〉是今人於1995年之後至2001年之間所偽造的偽青銅器,即〈(彳戈戈亍言)鼎〉未公開期間的1995年及到偽造出世並於2002年被真偽不辨的博物館購藏之間被偽造的。(劉有恒,2020,7,24於台北)

 

 

從『帝家』一辭談清宮偽青銅器〈寡子卣〉

從『帝家』一辭談清宮偽青銅器〈寡子卣〉
以往清代的皇宮裡收藏的青銅器裡,有一個叫做〈寡子卣〉的,並被著錄在清乾隆年間由乾隆御命編集出版清宮收藏文物的《西清古鑑》內。後來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內亦收入。但其實,此係青銅器上有偽銘文,當必成於清乾隆以前。後來,此青銅器的器被運往台北的故宮博物院,而蓋則今被上海博物館收藏。而歷年來,有關此一〈寡子卣〉的研究較少。此器的蓋及器皆有相同銘文三行十八字,只是其中有一字『子』分標在不同處,正見此字『子』或乃自稱子,或及族徽或指子姓。而子姓恰為商朝國姓,故此卣曾有研究者指此為商亡後之商紂的子孫後人所著銘。不過內文有『寡子』之自稱,則此一『子』字或即指為孤女自稱。

 

為何說此為後人偽造銘文之器,而非如今之研究者或謂早周之器,或如李學勤等謂是西周早中期之間的昭、穆王時之器。銘文是鑄成或刻成?未聞有研究者研究,而吾人就其銘文十八字內,自見此係後人所偽造之銘文。

吾人先列此一偽銘文當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編集時,學者將之隸定今文如下:
[亯羊]不叔,[●]乃邦,烏虖[言衣]帝家以。寡子作永寶。子。(依蓋銘,而器銘則把末尾的『子』移在第二行之首,即『烏』之前。)

後來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則隸作:
[亯羊]不叔(淑)[●]乃邦,烏虖(乎)。[言衣]帝家,以寡子作永寶,子。

在以上這篇銘文裡,還有些使學者間紛訟之金文,如[亯羊]字,如『弔』(叔,淑)字,如[●]字,如[言衣]字。但重要有關真偽的,倒有『帝家』二字,在此銘文裡的金文,明確就是『帝家』二字。2009年余少紅〈寡子卣銘文試讀〉(《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科版)》,33卷4期)一文裡,把『帝家』二字釋為『“帝家“即帝王之家,指周王室』,而以[言衣]依劉心源[1]之釋為『瘁』,以『[言衣]帝家以』作『瘁帝家矣』,認為指『懮勞于帝家』,這就是〈寡子卣〉是為後人偽銘文的依據了。

按,此“帝家”的“帝”明白地,就是“帝”字了。而此金文的“帝”字,實在金文裡的意義是指天帝。如〈天亡簋〉『上帝』。但也可以在適當文義之表示嫡,但在此〈寡子卣〉內,若以『帝家』的『帝』釋成『嫡』,則『嫡家』,一如2016年《史學月刋》第12期內王暉〈西周金文所见大宗收族现象研究〉一文所釋,認為寡子是一個叫做『[亯羊]不之邦的首領人物』,而他『這個“帝家”繼承了邦族之中政權、財權的嫡長子之家』,且又講銘文裡的『寡子』就是君王自稱的『寡人』,所以『寡子應是[亯羊]不之族邦的君主、大宗宗子,而“帝家』也就是這位“寡子”之家』。還說『這件卣銘應是目前所見古文獻和古文字資料謙辭“寡”字最早的用法』。但是如果詳析銘文的全文,知全皆王暉自猜之說。且王暉全文內容實亂改字,而其論實不堪一讀。
要讀通全文,先把重點看到,那就是『鳴呼』二字,此二字之後的『[言衣]帝家』的『[言衣]』字為關鍵。偽此銘文之偽金文者,其造此怪字,右旁的『衣』也係金文所常釋如「卒」,表示終結,〈[冬戈]簋〉:『衣搏,無愍』。故而此怪字,隸定實即『誶』字。釋如此字,最早乃清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引周孟伯、張孝達及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上海:涵芬樓,1935),而方濬益訓如“告”。不過,其解則一如劉心源所釋,所從之“衣”為“卒”之省,故“誶”用為“瘁”。

 

故連接前之『鳴呼』,及『瘁帝家』,知道『瘁帝家』是使此一造青銅器的器主感到『鳴呼』的傷心事。而『鳴呼』前之『乃邦』,指因瘁帝家而被器主鳴呼而哀的對象的『邦』,那就很明白了,器主對於對象為其為君的『邦』而『瘁』而亡而哀,那麼這個『帝家』之用,就是指器主所傷心的對象其『邦』乃東周人開始才有的皇帝概念下的『帝』,即所謂的『邦』就是『帝』,亦即如商、周之天子。此一作偽者的心目要寫出的『帝家』就是指商朝或西周的君主。而此一作偽者所設定的器主就是在哀一位為國事而喪的商或西周的君主。

 

那麼器主和此位已亡的君主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原來他是此君主的『寡子』,即惟一的女性親屬。按,在金文裡,『寡』字指喪夫之女子,而『子』之用,在西周往往是女子的稱,《詩經》之例多有。如『之子于歸』的『子』指貴族之女子。

 

於是知,此偽銘文的寫手,是創造一種意境,描述一位君主已為國事而亡,而留下的孤妻寫其悲夫君之吟。再看此全文:

[亯羊]不叔,[●]乃邦,烏虖,瘁帝家矣。寡子作永寶。子。

其中『[亯羊]不叔,[●]乃』仍是待解之處。按,首字上作“亯”下作“羊”,清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引周孟伯、張孝達譯如『享』,劉心源認為乃人名。而余少紅認為『[亯羊]不叔』或可能乃人名。並釋奇字[●]乃『棗』字,讀如『造』。不論如何,依句法,則『乃』之前當有一個器主所哀的人名,不論『[亯羊]』也好,或『[亯羊]不叔』也好。

由於[●]字之解,不管是不是當成『造』,而並不如李學勤〈試釋所謂“寡子卣”〉(《出土文獻》第十輯,2017)所猜『擬讀為“僨”,《禮記‧大學》鄭注:“猶覆敗也”』。因為此亡君為了國家而躹躬盡瘁,盡然是把國家敗的躹躬盡瘁,而且李學勤猜器主為『敦』(釋[亯羊]作敦),還不明語法,指銘文之內容乃述敦敗壞其父邦國,故作器祀父,離全銘本意天差地遠,〈試釋所謂“寡子卣”〉全篇遂不堪卒讀。

此偽銘文的文意乃指,已亡國之君主之女性孤親屬(應係妻子),哀亡君為國而盡瘁身亡。故為青銅器以享亡君夫。首字之『[亯羊]』,做“享”之釋。

如此理清文義之下,就知道此銘文必為後人所偽造了,因為所謂的“帝”字,在東周以前的西周時代,都指上帝而言,不稱君主為『帝』,到東周後,像春秋時代的《左傳》裡言黃帝及各帝,仍是神祗,到戰國時代始有稱“帝”者,此乃屬周史的常識。而依全銘文義,可看出,所謂銘文裡的“帝家”就是指“乃邦”,即指亡國之君的國家。亦即後世講的“帝王家”的省語,被此偽銘文寫手拿來用上。寫出銘文『帝』以表『邦』之君主,此決非西周人寫出的銘文。當然此件所謂西周前期或初中期的青銅器並非西周之器。

更重要的,國家已亡,像是造青銅器用的青銅為君主獨佔物,也一定落入勝利者之手,則此一亡國之君婦又何從得到青銅來作器紀念亡君夫,一思及此,則此件所謂〈寡子卣〉分明就是後人製作的偽器,雖其器形依李學勤分析這是一件蓋側有突角、腹下部膨出的卣,屬於《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一書所分卣的II型3式,時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間。但器即便是無銘之西周器,但銘文是可以後刻的;甚至也可以仿製已有西周的卣器並鑄或刻偽銘文在上。依商末到西周年代,並不可能有亡國之君族尚可以擁有青銅以造青銅器紀念亡國之君。

 

故而,從以上分析可知,此一清宮故藏品的青銅器〈寡子卣〉,實為清乾隆年之前的有偽銘文的青銅器。器真或器偽,因為台或內地博物館人員都懶於分析其成分及製造或偽造的年代及銘文是否後鑄或後刻,故不知是否真器偽銘文,或偽器偽銘文。但此上之銘文今依吾人所析,乃後人偽造的假銘文。(劉有恒,2020,7,16於台北)

[1] 劉心源《古文審》,清光緒十七年嘉魚劉氏龍江樓寫刻本。

北京尊古齋黃濬偽造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偽銘文

北京尊古齋黃濬偽造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偽銘文

魯實先(1913~1977年)在《殷契新詮》之六(1945年)《釋[弋卩]》一文中舉證證實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卣長銘係偽刻。

內地已故古文字學者王恩田生前〈[必卩]其三卣真偽辨〉曾指出被李學勤後來指鹿為馬,把偽文物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卣辨成是真貨,但以往打擊其師陳夢家時,卻發表鬥爭其師言論《評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裡指:『“《綜述》引用了一些假材料而未能識別。……在銅器方面,如多次引用的[弋卩]其三卣,即是假的,張政烺先生曾予指出。現在我們把四祀卣拓本附印於後(插圖),其字跡的不堪是很明白的。”』
並且指出了在台已故學者魯實先早已於1945年已考得此二偽器之偽,而日後『魯氏是根據1957年出版的《商周金文錄遺》274.275著錄的[弋卩]其卣二器,認為“察其銘文,乃掎摭隻卣(即六祀其[弋卩]卣——引者)及它器而偽作。例舉六證:其一、二皆謂銘在器底之外,可證其為贗品。其三認為二卣器蓋皆有亞獏父丁四字,而[弋卩]其卣外銘文特多,與蓋銘全不相涉,又未言及父丁,何其不倫,以至如此”。其四,“夫偁贈賄曰賓,唯于周代見之。……蔔辭多有賓字……而無從貝作賓者,是知殷制決無賓見贈賄之禮,則亦不當稱贈賄曰賓。而丙辰卣(即二祀卣——引者)云:‘[宀方]貝五朋’,其非殷制審矣”。其五,考之卜辭及豐彝(薛氏款識卷二)父乙彝(《三代》6.52),其云遘某祖妣之祭日,必記祖妣之名,而無僅記日名者。然乙巳卣(即四祀卣——引者)云:“[彳冓]乙翌日”,是文不成義矣。其六,“卜辭有方名曰[㲋酉],亦曰上[㲋酉]。……遣小子□簋云‘遣小子□以其友作[㲋酉]男王姬[將鼎]彝’(《三代》7.28)……審此則卜辭及彝銘所見之[㲋酉]俱為方名,別無他義。然乙巳卣云:‘丙午[㲋酉],[㲋酉]上無在、步、往諸字,則又失之文不成義矣”。
魯氏在此文《後記》中談到曾與曲阜孔德成先生言及[弋卩]其卣之偽。據孔氏說:“二器底銘皆舊京琉璃廠賈人黃濬所作,器或不偽,其底銘則偽作而綴合者,以銘置底外者,所以便摹拓也。”“孔君與其過從頗密,知之最審”。』

按,依坊間介紹,黃伯川(1880–1952),名濬,以字行。北京琉璃廠古玩商人。原籍湖北省雲夢縣。黃伯川在同文館讀書八年,成績優秀,通曉德、英、法三國語言。畢業後,入德國奇羅佛洋行做譯員,兼在尊古齋做古董生意。編撰的著作有:《尊古齋古鐘集林》十二冊、《衡齋藏印》十六冊、《衡齋金石識小錄》二卷、《鄴中片羽》二卷、《衡齋吉金識小錄》二卷、《衡齋藏見古玉圖》二卷、《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四卷、《尊古齋陶佛留真》二卷、《古玉圖錄》四卷、《尊古齋集印》六十卷,共計 112卷。黃伯川熱愛文物,特別是對金石、古玉愛好成癖。尊古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工、陶片等珍貴文物,黃伯川都用紙把它拓下來或者照相,編輯成冊,保存起來。

但由孔德成之所知內幕,此人一方面喜好古玩,而以其知識亦偽造古玩上的偽銘文,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皆其所偽刻之銘文,李學勤等學術不固之學棍被玩弄其中,亦見其學問的份量了。(劉有恒,台北)

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

從〈利簋〉係非武王時的偽青銅器談起

在1976年3月上旬,在陝西此一西周創基之地的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的農民在修建水利時,挖出工六十件西周青銅器及銅管絡飾九十一件,內中有一件所謂的〈利簋〉受到今人極大關注,因為,其上的銘文顯示的,似是西周武王時的實錄,講武王果真如某些如《尚書‧牧誓》、古文尚書《武成》殘文(及仿《武成》的《逸周書‧世俘解》)等古文獻講武王於『甲子』日伐商而亡商。自此青銅器之出,原本所公認的以〈天亡簋〉為最早周初青銅器的地位被〈利簋〉所動搖。

到了次年,首在1977年第8期《文物》登出了唐蘭《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及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兩文,開啓了討論。又次年,1978年第1期《考古》再發表了張政烺《〈利簋〉釋文》一文;同年,《文物》年6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 刋載了錘鳳年、徐中舒暢、戚桂宴、趙誠、黃盛璋、王宇信等人的討論。

但因為,此〈利簋〉上有一段文字『歲鼎克聞夙有商』,學者之間因為其文字費解而大大討論數十年,在學術探討的文字之間,吾人加以梳理之下,斷然發現此一所謂〈利簋〉,實非西周武王時之器,雖則銘文文字裡,講右事此一官職的一個名叫利的貴族,其先祖名叫『檀公』(按,此被不少學者認為即姬姓而以南宮為氏的檀伯達,實即《逸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的南宮伯達,但實為胡猜,因為利稱其祖檀公,若此檀公即那個武王之臣的南宮伯達,而利此人又為其子孫,而且也是當武王之臣,而任個右事之職,同在滅商之役擔任要角,豈不荒唐)的,在武王克商甲子後之第七天賞他青銅,於是他製作了此件〈利簋〉,依文字似乃武王滅商後七天所開製。但文字之中,被學者看出,如:

(一)開頭『武王征商』此即不倫不類,因為,金文裡所謂的『征』,是周天子對於不服的屬國征討之字,而商朝在武王時,乃中國正統之邦,周是反叛商,故並非適用於周武王伐商。像西周《詩經‧大雅‧大明》則是講『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用『征』字而用『伐』字,乃當日西周的官方用辭。故一看此器上的銘文寫上了『武王征商』,故不但不是武王時器,甚至是偽器之證之一了。

(二)此銘文裡故事都指七天之內,即武王伐商到功成後七天賜利青銅原料去製器,但依史料,《史記·周本紀》指『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時周武王並未稱王,而是以『太子發』名義以文王之子的名號出兵,怎會〈利簋〉上會有『武王征商』的未來的『武王』字眼。可見又非武王時器之明證了。

(三)金文從來都不講『歲』星紀時的,為何〈利簋〉會用到東周像是《左傳》《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按,所謂歲在鶉火,指的是酉年,而鶉火的地理位置,乃正南方偏西[1])裡講周武王是在歲星當周之分野之時伐商而抬舉出所謂的『歲星』之『歲』,而講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此又成為了此〈利簋〉必出於戰國或其以後之明證了。因為所謂犯太歲,乃出兵之忌,此戰國較《國語‧周語》更晚時及以後之說,如《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及楊倞注《荀子》時引《屍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西漢《淮南子‧兵略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認為周伐商是在太歲所在為不吉(『兵忌』『彗星出』)之下去伐商而功成。《國語》之言反而談歲星所在為吉而伐商。而〈利簋〉則言『歲鼎』(指歲星在當位),實乃以《國語》是從。但西周從來金文或屬西周的《詩經》《尚書》篇章內都不講所謂紀年裡有所謂歲星或太歲(《毛公鼎》裡的『歲』亦非指歲星),後人因戰國時《國語》之言而誤以為西周武王時已觀察歲星,而偽造了〈利簋〉時,就抄入『歲』星之『歲』,還依《國語》之說說此時為歲星正當其位,實則西周金文之紀年完全沒有用到什麼歲星或太歲紀年法,一如白光琦〈利簋的歲字不釋歲星〉一文所指:『《國語》有歲次4條,涉及8個年分,《左傳》8條,涉及16個年分,除武王伐殷、唐叔始封兩個年分無考外,都不合天象。今由夏曆推算,歲次自BC455年開始斷續合天,只有BC412年至361年這52年連續合天。星次及分野說的創立,只能在這段時間之內。《國語》《左傳》所載歲次,乃是三晉史官根據已知年分依十二年一周天逆溯來的,由於木星的恒星周只有11.862年,故與天不符』(《文博》,1996年74期)。張富祥〈利簋銘文新釋〉一文亦指出了《國語‧周語》裡伶州鳩的話從天文角度提六點質疑(《山東大學學報》,2-10卷2期)

 

而〈利簋〉用了正見其為後人所偽造,而且不是出自先秦,宋及以後之人可能性最大,當然也包含係今人所偽造之偽出土青銅器亦或大有其可能性。

而『鼎』字乃當作『正』或『當』字解

(按)此銘文裡的『歲』指歲星(木星),此說初見於于省吾所不主張的看法,而見於張政烺在《〈利簋〉釋文》。另一種說法,把此銘文裡的『歲』猜成是歲星之祭或祭祖。此早已有學者如張政烺駁之了。在出師時,行歲星之祭或貞問一歲的大事或祭祖,哪有此等似玩笑之祭。出師在甲子朝晨的當天不去如史載還有各諸侯集結等待號令發兵進攻之時(《史記‧周本紀》『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爭取先機,還擺下祭祀的陣仗來祭歲星,若真有此等之祭亦當在預謀起事前早已問就了才決定反商,或如吳偉認為祭也不必繁複,也可以開戰前行祭,但若有此祭,史料皆未言,《史記‧周本紀》只談甲子朝,牧誓誓畢即開戰,未言誓畢或誓前還有祭。因為國之大事及祭與戎,牧野之戰之前若有戰前之祭,必為應載入史冊之大事,何以史料皆未言及。而且祭祖都在宗廟舉行,何能在戰場上舉行,此不合周禮制度,只係臆猜了。或認為周武王『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故而“武王在甲子早上,將與商紂軍隊決戰前,在置有考文王木主的牧室中舉行歲祭』[2]能猜成如此,正見此銘文之係後人虛構,在金文文例裡說不通,才勞只曉古文字,而對於此外之殷周制度不曉的學者之鼎盛地猜乎一猜了。而且《國語‧晉語》明白講,武王在甲子前六日在孟津誓師時,用了卜,『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並非是甲子日才“歲貞”(主張歲祭說者多把『鼎』釋成『貞』,因為金文也有以『鼎』代『貞』字之用)。此足以從文獻裡看出此〈利簋〉銘文講的『歲』決非歲祭之歲了。因為武王在甲子日前六天行的卜問,一如史料《國語》所載。又唐志凱〈利簋銘文講解〉裡也指出,若把『鼎』當卜字解,則『雖合於甲骨文例,但與金文文例不合。金文多為吉金文字,以吉金為卜,在金文中還不曾見過。如事後追記,也該有予得吉卜、今卜並吉等字樣,而絕不能單只說歲貞克聞』(《求是學刊》,1980年第1期.)。而且,如果《呂氏春秋‧貴因》裡講『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則甲子朝武王到牧野時,商紂的軍隊早就等在那兒了,還如何再祭上一祭呢。

(四)在銘文裡的『武王』是一個併合字,即寫如『珷』,此種用法,在金文裡是用在已故的先王,而不用在今王。則一見此銘文如此寫法,則知分明不是武王時之器。此種拼合字的使用,在學界也有兩種看法,或認為此為合文,或認為為專文,其實,只要一見此用法時都不用在時王身上,即知談合文或專文都是一偏的說法,此乃係某種尊美的讚用字,金文有以下各例:

成王或康王時的〈德方鼎〉(集成2661):銘文“武王”寫如“珷”
成王五年四月的〈何尊〉(集成6014):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成王或康王或昭王時的〈中方鼎〉(集成2785):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康王時的〈宜侯夨簋〉(集成4320):銘文“武王”寫如“珷王”
康王或穆王時的〈大盂鼎〉(集成2837)有“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銘文“文王”寫如“玟王”,“武王”寫如“珷王”
西周中晚期的共王或其後時的〈乖伯簋〉(集成4331):銘文單稱“玟”、“珷”
故可以看出,對於文王及武王寫如玟、玟王或珷或珷王者,此時皆日後之稱,非生前之稱。

但在此銘文裡,把各種如上的矛盾都匯集於一爐,只能說明,此青銅器銘文乃後人偽造的偽文物。

其實有關〈利簋〉是偽文物,此內地有一位研究者陳政耀,已有此種看法,他指出此係偽器之根據形狀、質地和文字確定不是產自西周的文物。認為似鼎而非,似尊而非。不過,吾人則是從此偽文物上的銘文來分析,此斷非出自於先秦的青銅器,而是後世的偽造文物。

最後來正確釋一下〈利簋〉的偽銘文:
『珷征商,唯甲子朝,歲
鼎,克昏(聞)夙有商。辛未
王在管(?)師,賜右事利
金用作旜公寶尊彝』

[白話]
武王征商,在甲子日的早上,當時木星正當其位,於是可以自當日之夜到次日天亮時而滅掉了商。辛未日,王在管(?)地的軍營裡,賜我這個右事官職的利青銅塊,我用來作先祖旜公的青銅器。

其中難字之釋:
『鼎』指當或正,在此指木星當其位,一如張政烺之釋。即在木星乃在向著商朝方向的東方當空而照。
『克』乃副詞,能夠之義,按此非金文用辭法,乃後人偽寫銘文時依後世用法用上。
『聞』乃偽銘文寫者仿〈毛公鼎〉作『昏』字用,即指夜間。按,偽銘文寫者以《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而死』,故寫『昏』時紂死,到次日之天亮後(『夙』)清點戰場確定紂死商亡,故言『昏(聞)夙』二字,指自黑夜到次日天亮後。也即《逸周書‧度邑解》裡武王所說『不淑充天討,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乃指一日才完成滅商。

如此看來,由以上各點分析,自見〈利簋〉乃後人之偽造文物。
而今人在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就拿武王伐紂時是在甲子日黎明時,當時的歲星〈利簋〉偽銘文裡所指的木星正在中天時為說來定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但西周並不用歲星紀年,而是東周人的臆說說法,像是最有武王伐商史料性的《尚書‧牧誓》都完全不言及什麼歲星或太歲,則夏商周斷代工程相信此種二手的術數傳言並引用了偽文物〈利簋〉上的偽銘文為佐證,去當成武王伐紂時的史料使用,所斷出來的周的起始年及武王伐紂日,不就烏龍一場了。(劉有恒,2020,7,16於台北)

 

[1] 吳偉:〈利簋銘名再釋〉,《文博》2009年第3期

[2] 吳孫權:〈利簋銘文新釋〉,《厦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談偽簡上博簡清華簡及安大簡文本皆博物館不肖文物人員所偽造

談偽簡上博簡清華簡及安大簡文本皆博物館不肖文物人員所偽造

1993年由湖北荊門博物館主政,在湖北郭店發掘一批先秦楚墓裡的竹簡,叫做郭店竹簡,其詳細內容直到1997年才由刑門博物館整理完成,在《文物》1997年第7期發表了《荊門郭店一號楚墓》一文於《文物》1997年第7期公開內容,並於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而出版了由湖北荊門博物館所編的《郭店楚墓竹簡》,把所有的各簡全文公開,內容有不少先秦思想史的竹簡,讓學界大開眼界。包括了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二、三、四。

但是,就在1994年,在香港文物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偽造的竹簡,內容竟模仿了郭店竹簡也有《緇衣》篇,也有《性自命出》篇,但取名《性情論》,其用意是讓見者認為此必係郭店楚墓流出的,原係郭店楚墓裡的乙本的《緇衣》及《性自命出》乙本的聯想力,以增加賣相,尤其詭異的,就是在郭店楚簡裡出現的一些未曾在以往楚墓裡出現的先秦楚古文,也被複製在此批後來被上海博物館所買去並稱做上博簡的文字裡。如此看來,上博簡乃是博物館裡的人員勾結外間偽簡團夥所提供的文本,由不肖內鬼的知郭店竹簡內容的參與整理的郭店竹簡的博物館裡的文物學者參考郭店竹簡內容及先前的馬王堆出土簡帛等的文字加上自已創意所偽造的文本及偽造的先秦的假古文字。至於是哪一個博物館嫌疑最大,應是不必明講就呼之欲出了。

至於2008年在清華大學李學勤號稱弄來的清華簡,其作偽文本的仍是湖北的博物館不肖文物學者,此吾人於〈從『釮』字看清華四偽簡《算表》~~談偽清華簡文本寫手之一藏身處〉一文裡即已指出:

『清華四偽簡《算表》有『釮』字,此乃偽簡文本寫手是看到2002~2004年戰國楚國荊州黃山墓地40號出土的銅環權裡,有代表四分之一兩的『才兩』,於是對於其偽造之《算表》內,遂以『釮』字表示四分之一,而含《算表》的此批偽簡2006年偽造完成出現在香港市面,後來被清大收破爛叫做清華簡。故而李學勤遂於《三代文明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裡的〈釋「釮」為四分之一〉,而講兩錙等於半兩,故錙等於四分之一兩。錙即才(0.25)。但是戰國楚國荊州黃山墓地40號出土的文物擺在湖北荊州博物館內,到2007年始在《江漢考古》裡始發表由金陵、餘言政、王莉、劉祖梅、朱江松、李亮寫成《湖北荊州黃山墓地40號戰國楚墓發掘簡報》內揭露,但卻出現在2006年清華偽簡出現於香港文物市場的這批偽簡內的《算表》內,故可以合理推測,偽造清華簡的文本寫手之一就在荊州博物館裡。他於2002~2006年間在館內整理這批外界所不知的戰國楚國荊州黃山墓地40號出土文物內,看見了內有表示四分之一兩的釮兩字眼的銅環權,於是擺入在2006年完成的整批清華偽簡內的《算表》之內,當做代表四分之一的釮字的所出。』

故食膸知味,2015年安大偽簡又由博物館不肖文物人員寫文本而由偽簡團夥發行而繼之而出了。(劉有恒,2020,4,21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