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界学术骗子王守泰伪造『主腔』现形记——–笑谈昆曲商调【黄莺儿】曲牌八个假主腔的真相

昆曲界学术骗子王守泰伪造『主腔』现形记

———笑谈昆曲商调【黄莺儿】曲牌八个假主腔的真相

 

对于一个伪学的生成,最终还是有雨过天青,伪敌不过正的一天,但是伪学是如何可以眩人耳目,使当时的人不加以审慎的去验证每一个证据,而能够由相信而变成信仰,加上人云亦云的推波助澜,而形成伪学,在昆曲主腔说的生成上,就可以明了世间伪说邪语的能形成风潮,实是人云亦云抄袭陈言而不审慎论学,造就成的。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理论,先以怀疑的治学态度去验证,直到验证为真以前,都不可相信那是一种正确的理论,因为,世间的伪学正多,孰知我所相信的就会是正确的,还是骗尽了二三个世代,如昆曲主腔伪说。

 

1992年死了的王守泰,对于昆曲的声腔格律一无所悉,但也有心在昆曲格律方面从事一些研究。不过,一来学问的研究,和从事各种技能一样,除了后天之外,还是有先天的慧根问题的存在。而且,使用来研究的数据也很重要,如果拿到了一份错误的数据,但却因资质所限,无法分辨那是份错误的数据。于是论学引用了错误的资料,而找不到要研究的真相时,不得已,为了成名,只有出之于巧言骗人一途了。

 

现在,切入主题了,王守泰拿他爸爸王季烈找高步云涂改了刘富梁订谱的《集成曲谱》,号称是王季烈自己改正了不合格律之处,以损人而沽名钓誉之下,付梓以求成名一夕间之乐。所以《集成曲谱》里有许多错腔,王季烈全然不晓,而王守泰更是不晓《集成曲谱》错腔满谱,而拿此《集成曲谱》立说。但因为,此谱内错腔之多,以致于很难找到有何昆曲格律唱腔的规律可言,最后,也为了成名,一定要出版一本《昆曲格律》之书做为人生目的之下,只有出之于说假话,以继承他父亲王季烈理解错误之下所创出的『主腔说』的假格律了。

 

因此,只要把《集成曲谱》同一曲牌的曲子全部列出来,那么,其中的错腔彼此都会相互抵触之下,主腔说就立即穿帮。所以,作伪的王守泰一定也做过这个功课,因此,一定也知道只要把《集成曲谱》里同一曲牌的所有曲牌全部列出来,一定自己的主腔伪说全部不能成立,所以费心去找那少数可以拿来举例的谱例,以证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命题主腔说要纸糊成是真的,想来也是一件苦差事。

 

于是,在书中谈到商调【黄莺儿】的曲牌为例来看,他找了《茶叙》里的【黄莺儿】为谱例(如下),来证实此曲牌里有八个主腔。(因王守泰论主腔不谈是否该音有高低八度,只要音符对即可,故讨论时也不论及不标是否高低八度)

 

芳草掩重门。(『重』有腔21,『门』有腔6,故有主腔甲216)

住仙山,欲避秦。(『秦』有腔56,故有主腔丙56)

门前怕有渔郞问。(『问』有腔653,故有主腔乙653)

淸闲此身。

林泉片云。(『云』有腔56,故有主腔丙56)

琐窗不管春愁闷。(『闷』有腔216,故有主腔216)

免劳心。(『劳』有腔65,『心』有腔3,故有主腔653)

巫山路远,(『远』有腔56,故有主腔56)

空费梦中魂。(『中』有腔21,『魂』有腔6,故有主腔216)

 

当然,《集成曲谱》里还有很多别的折子戏的【黄莺儿】曲牌,但王守泰的黠智黠慧于此特别注意到,绝对不会去选令自已穿帮的例子,于是,他不会去选《廊会》里的两只【黄莺儿】,为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廊会》里的第一只【黄莺儿】吧:

 

和妳一样做浑家。

我安然妳受祸。(《集成曲谱》『祸』腔521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妳名为孝妇我被傍人骂。

公死为我。

婆死为我。(《集成曲谱》『我』腔21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我情愿把妳孝衣穿着我

把浓妆罢。

事多磨。

寃家到此,(《集成曲谱》『到』腔21,『此』腔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逃不得这波查。(《集成曲谱》『波』腔232,『查』腔1,并没有王守泰要的216)

 

王守泰一看,如果拿《集成曲谱》里的《廊会》第一只【黄莺儿】举例,他所期望的八个主腔,马上少了四个,有四个天经地义的主腔竟然在《集成曲谱》里这个谱例里找不到,剩下了四个,太不理想了,于是,把这个例子丢进垃圾桶去,那么,再拿第二只【黄莺儿】,试试看:

 

他当年也是没奈何。

被强将来赴选科。

辞爹不肯听他话。

只为辞官不可。

辞婚不可。

只为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

事多磨。

寃家到此,(《集成曲谱》『到』腔65,『此』腔3,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逃不得这波查。(《集成曲谱》『波』腔232,『查』腔1,并没有王守泰要的216)

 

上面这个例子,王守泰还是不满意,因为,还是少掉了他心目中已算定要的八个主腔,只有六个,有二个主腔找不到,不能用,再找别的例子吧。

 

当然,他也会想到名折《长生殿‧密誓》了。

 

仙偶纵长生。

论尘缘也不恁争。(《集成曲谱》『恁』腔1321,『查』腔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百年好占风流胜。

逢时对景,

增欢助情。

怪伊底事翻悲哽。(《集成曲谱》『哽』腔535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216)

问双星。

朝朝暮暮,(《集成曲谱》第二个『暮』腔216,并没有王守泰要的56)

争似我和卿。(《集成曲谱》『和』腔1232,『卿』腔1,并没有王守泰要的216)

 

王守泰一看,这个长生殿的密誓,一定不可以拿来举例,因为,他所既定该有的主腔,集成曲谱密誓出竟然只有四个,四个该要有,而一定会出现的主腔竟然找不到,那个例子,也不可以拿出来,自已否定自己。

 

于是再来看一下《集成曲谱》里《手谈》这一出里的两只【黄莺儿】,一看之下,就被王守泰铁当了,而不敢用不能用。为何要如此说呢。因为,他一看第一只的【黄莺儿】:

 

花院手闲敲,(《集成曲谱》『闲』配61,『敲』配6,并没有王守泰的甲字号主腔216)

战楸枰,两下交。(《集成曲谱》『交』配616,并没有王守泰的丙字号主腔56)

争先布摆装圈套。

双关那着。

单敲这着,(《集成曲谱》『看』配616,并没有王守泰的丙字号主腔56)

声迟思入风云巧。(《集成曲谱》『巧』配5356,并没有王守泰的甲字号主腔216)

笑山樵。

从他柯烂。(《集成曲谱》『烂』配13216,并没有王守泰的丙字号主腔56)

不识我根苗。

 

王守泰一看,这《手谈》第一只的【黄莺儿】,竟这么不给脸,八个想要的主腔,五个都不是,只有三个可以算数,太失望了,大怒之下,揉成碎纸丢到窗外去了。于是随手再拿来看一看第二只的【黄莺儿】:

 

换局更难饶。

你热心机,我冷眼瞧。

其中有路应难到。

我推开那着。

点破你这着。(集成曲谱『着』配616,并没有王守泰的丙字号主腔56)

双关那怕能单吊。

笑鸣蜩。

纵横羽甲。(《集成曲谱》『羽』配6121,『甲』配61,并没有王守泰的丙字号主腔56)

千局总徒劳。

 

也是不理想,这次这只里,王守泰想要的八个主腔,有六个可以算数,但没有百分百符合王守泰的期望,于是,失望之余,拿起了《集成曲谱》再往下翻,千挑万选,总算阎王不负苦心人,挥汗如雨,吓出一身冷汗,但终于,反正,每只曲牌因每个字的阴阳八声不同,本来就会配出不同的声腔来之下,他找到了同是《玉簪记》里的《茶叙》出里也有一只【黄莺儿】,这惟一的一只令王守泰满意,比中了彩票还要高兴之下,他总算找到了《昆曲格律》里【黄莺皃】会有八个所谓他绞尽脑浆所找到的八个主腔的一个完美的孤例了。

 

于是,王守泰大胆写进《昆曲格律》里,然后告诉所有的人说,【黄莺儿】,凡是每一只【黄莺儿】,都一定会出现八个主腔,第一句末二字出现甲字号主腔216,第二句加第三句末字出现的是丙字号主腔56,第四句末字出现乙字号主腔653,第六句末出现丙字号主腔56,第七句末字出现甲字号主腔216,第八句末二字出现乙字号主腔653,第九句末字出现丙字号主腔56,第十句末二字出现甲字号主腔216。

 

但,其实,光从我们只举《集成曲谱》里三只的【黄莺儿】(《廊会》二只、《密誓》一只),王守泰的【黄莺儿】第二个主腔的丙字号主腔56就被《廊会》第一只及《密誓》推翻;第四个主腔的丙字号主腔56就被《廊会》第一只推翻;第五个主腔的甲字号主腔216就被《密誓》推翻;第七个主腔丙字号主腔56被《廊会》第二只推翻;第八个主腔被三只全部推翻。但光从以上王守泰的手法,就知道他用的是只拿出一只万无一失,在《集成曲谱》里大多数谱例都不成立的少数孤例中的一只来立说,但后人只要把《集成曲谱》里所有谱例全部列出来,就可以查觉出来这王守泰的所谓主腔说,只是一场没有智商的障眼骗局而已。如果把所有《集成曲谱》的【黄莺儿】谱例全部列出,就可以发现真相,这【黄莺儿】的所谓八个主腔,俱俱是假,没有一个成立。

 

而王守泰在《昆曲格律》的所有内容,都是用以上手法在炮制只只曲牌的所谓的主腔,而使全书成为昆曲史上空前而不绝后的骗术大全,继起者尚有已亡的武俊达的《昆曲唱腔研究》、最近才死掉的洛地的『依字声行腔的曲唱』骗局的《词乐曲唱》,及王守泰第二部主腔骗术大全集的《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1994~1997)之类了,于是,昆曲格律的真相遂被这些所些门外汉掩蔽不见天日数十载迄今。

(刘有恒,〈笑谈昆曲商调【黄莺儿】曲牌八个假主腔的真相〉,《昆曲史料与声腔格律考略(第二集)》,台北:城邦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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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是偽孔門詩論———從《孔子詩論》論〈關雎〉證《毛詩》非孔門正傳(上)

《毛詩》是偽孔門詩論———從《孔子詩論》論〈關雎〉證《毛詩》非孔門正傳(上)

 

一、前言
於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進的竹簡的一部份,經馬承源整理而於2001年出版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其中有整理出先秦論《詩經》的內容,其間並全以孔子論述詩旨為內容,因此,學者普徧認為係《孔子詩論》,因而訂此內容為此稱。按,即如先秦古籍有講孔子曰者,也多非孔子親言,而是後學附會者居多。但是,是孔門儒學者之言當可信之。故《孔子詩論》內容,不見得即孔子的詩論,但必為先秦孔門的論詩之言。《詩》於秦統一天下後,屬於其實施愚民政策而禁絕的圖書之要目之一。到了西漢初年,始有魯地的申公傳《詩經》,為魯學,而其後學分出齊學及韓學,主宰了兩漢《詩經》學的學統,被後世稱為三家詩。但自從《毛詩》的『毛公之學』的詩經學派經東漢崇古派所謂古文經學家的提倡,於三國時代起主宰詩經學界,三家詩紛紛喪亡。至今其隻字片語存在於古文獻內者,除非對於詩經有研究探真的求知慾者,始涉獵之外,餘多拾古來二千年《毛詩》的牙慧,而鸚鵡學舌文抄及人云亦云。於北宋起對於《毛詩》所言是否是詩經原始,就有一些學者起疑,南宋朱子成為大宗,而到清代三家詩研究出現興盛貎,但也只是一時,不過,南宋朱子的國風民歌說於清代以來成為主流,對《毛詩》冷嘲熱諷。現今一些詩經界學者對《毛詩》全面依附者不多了,不過,《毛詩》冷飯在《孔子詩論》發現後,又開始熱抄了,大量學術論文或著作,把《孔子詩論》和《毛詩序》(即在〈關雎〉一詩前的一篇長文,被稱為是『大序』)或所謂的『大序』、『小序』去比較,天馬行空不知所云的文章一大堆。而大主張《毛詩》與《孔子詩論》同多異少者滿天下。

 

而這些研究者,令人痛心的是,依筆者所見,能把三家詩去和《孔子詩論》比較一下甚少,如李山等少數學者而已,但也只是片斷而未全面且亦未詳細比對〈關雎〉篇。因為,不比則已,一比驚人。

 

原來,《孔子詩論》論〈關雎〉者,竟然是魯詩的見解。如此看來,原來《孔子詩論》的出現,印證了二千多年來詩經界的公案,得證所謂《毛詩》乃非『孔子及孔門的詩論,而乃係西漢時出世的野狐禪。當然也和《毛詩》古來開創者自謂子夏所傳,了無干涉,乃非孔門正傳。而三家詩,尤其魯詩才是先秦孔門詩經傳承的正學,而於西漢傳詩經的申公正是孔門詩學真傳人,《毛詩》是偽孔門詩論。

 

今從《毛詩》裡最受爭議而被關注討論最多的〈關雎〉談起,因為所謂的毛傳,談此詩是『后妃之德』,而受到反對者奚落最多,也是屬《毛詩》詩學精神所在,故從此處著力,比較《孔子詩論》和《毛詩》對〈關雎〉一詩的說法,正是見到《毛詩》的是為偽孔門詩學的完勝一擊。
於此批上博竹簡內有關《孔子詩論》涉及〈關雎〉者如下各簡及其中簡文如下:
第十簡:『〈關雎〉之改……〈關雎〉以色喻於禮。』

第十一簡:『〈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

第十二簡:『……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簡:『……兩矣。其四章則愈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

有關『改』此字,盧啟聰《上博竹書《孔子詩論》初探》,曾列舉有關此字各校者之論時指出:
『「改」,馬承源釋為「怡」;李學勤、廖名春、李零釋為「改」;周鳯五釋為「媐」;范毓周釋為「妃」;王志平認為「改」讀為「逑」或「求」,因上古「改」為見母之部字,「逑」、「求」均為群母幽部字,聲韻相近,且〈關雎〉「君子好逑」、《鹽鐵論》〈執務〉「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漢廣〉。朱孟庭認為釋。「求」較能符合〈關雎〉篇「詠君子求淑女」之旨。張寶三以為綜觀諸簡之內容,當以釋「改」為宜。』

按,除上述而外,且因為連台灣學界相信鄭玄之《毛詩》及《詩序》說的多數學者如林慶彰等亦採信『改』字,故今採連這些學者都相信的此字應判為『改』,反而一查三家詩之論即可發現《孔子詩論》論〈關雎〉與《毛詩》及《詩序》之旨天差地別不合,反而合於林慶彰等一向不深究的三家詩內的魯詩之旨。本文末並敍,其實毛公的《毛詩》其學,明擺著是來自及脫胎自三家詩裡的韓生的韓詩,當然和先秦孔子門生後學如子夏、荀子等一點關係都沒有。此明擺的文獻內的事實,如後論。像李山於《光明日報》2002年1月23日〈《詩經》研究的新材料:《孔子詩論》〉一文裡,倒是有些中肯之談,後文將引論之。

二、《孔子詩論》論〈關雎〉的詩旨『改』完全非《毛詩》及《詩序》之旨——《孔子詩論》論〈關雎〉的詩旨『改』的真實意涵

吾人論〈關雎〉,還是應從原詩談起,原詩乃: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作者是位上層貴族應屬國君地位,從看到河上小洲上的睢鳩求偶娛偶的關關叫聲裡開始寫詩,連想到美貎的貴族女子是貴族的佳偶。又見河上荇菜的被水流飄動,而連想到自己日夜思念,想要到手,而甚至夜間也輾轉難入睡。採收荇菜有方法,而結友結好美女也有正道,那就是用琴瑟及上層貴族的鐘鼓之樂。

此詩即便再怎樣聯想及附會,應該也不會想到會有什麼后妃之德。此詩裡作者的此位上層貴族,是見到貴族女子的美色而受到吸引,故講『窈窕淑女』,純就女子的美色而言,沒有講到她的德性。何況還是不一定必為后妃,而此位作者也不一定是周天子。所以全詩與女子的有沒有德行毫無相涉。李山先生之論:『〈關雎〉……篇,孔子言其“納於禮”,……卻絕無《毛詩序》中“后妃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及“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那一套。』(《詩經》研究的新材料:《孔子詩論》),即已比對出《毛詩》及其《詩序》論〈關雎〉純屬偽話連篇。

從以上所列出的《孔子詩論》論〈關雎〉的所有文句裡,談到〈關雎〉一詩重點在於『改』字,並指出,『改』是『以色喻於禮』,並明確指出『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並指出,如用琴瑟的音樂,讓自己『好色之願』,能夠比『擬』(即指,藉由彈奏琴瑟,讓心中好色求偶的心願可以藉由琴瑟表達給女子)。《孔子詩論》論〈關雎〉就是指此詩的重點在於即便求偶也不能依人好色本心,於是不顧禮,即便好色也要依著『禮』之下以達成求偶本能。不過,當然,於〈關雎〉一詩內並未明言有關依禮而求偶,《孔子詩論》是從『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去聯想這些貴族們求偶求異性歡欣的方式,是合乎『禮』的。但此詩裡並沒有此位貴族不合禮的舉動,而必須『改』,必須『反納於禮』,為何《孔子詩論》却指出此篇詩的要旨是要『改』。當然完全非《毛詩》及《詩序》之旨。因為《毛詩》及《詩序》之旨把此詩附會而無中生有成了后妃之德之詩,后妃之德行如此崇高,那麼有什麼非『改』而『反納於禮』的不合貴族及后妃所重視的『禮』的天大罪惡呢。如此一分析,知道《孔子詩論》論〈關雎〉和《毛詩》及《詩序》論〈關雎〉根本是天南地北,風馬牛不相及。《孔子詩論》真是孔門真傳的詩諭,那麼,一比較之下,令人不由得不起疑,難不成《毛詩》及《詩序》都是背於孔門聖傳的野狐邪教之說嗎?

三、三家詩內申公的《魯詩》談〈關雎〉的詩旨

西漢初有《淮南子‧氾論訓》即指出:『王道缺而《詩》作,……《詩》……,學之美者也,……衰世之造也。』而《淮南子‧詮言訓》亦言:『《詩》之失僻』,東漢高誘注曰:『《詩》者,衰世之風也』。依文義,應非指《詩》三百全係『王道缺』及『衰世』的西周中衰之後的詩作,尤指《詩》首篇的〈關雎〉而視作《詩》的第一篇代表《詩》三百零五篇。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裡指出:『周室衰而〈關雎〉作』,在司馬遷的理解,〈關雎〉絕斷不是如後來的《毛詩》及《詩序》裡的〈關雎〉述后妃之德的詩,而此詩的寫作成的時間當然不是周公或文王之時,一如《毛詩》及《詩序》所胡言的,而是在周朝中葉以後的『周室衰』的時候產生的。此亦係《淮南子‧氾論訓》及《淮南子‧詮言訓》的『《詩》』以〈關雎〉明言。

而西漢劉向《列女傳‧仁智篇》也言:『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西漢末年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漢書‧杜周傳》:『(杜)欽復重言:…………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跡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唐代顏師古注『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引李奇的說法,指出:『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整個西漢時期,所有史料記載都是講到〈關雎〉此詩是衰世之詩,而且更明言是西周康王在某一天因為沉緬於皇后的美色而晚起了,於是貴族家的詩人預先見到西周衰落之始,於是寫此詩時,『詠淑女,幾以配上』或『歎而傷之』,並有注者指出這出於申公的魯詩的解釋。

西漢末的緯書《春秋緯說題辭》指出:『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東漢的宋均注裡指出:『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也是以周王沉迷美色不早朝,一如魯詩之論。

而西漢時習齊詩的匡衡,於《漢書·匡衡傳》引其言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亦見齊詩於〈關雎〉和魯詩的說法一致。

即如東漢時際,東漢王充《論衡·謝短篇》指出:『《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依《後漢紀》、《後漢書》也有處有引〈關雎〉,如袁宏《後漢紀》提到:『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而《後漢書‧楊賜傳》提到『康王一朝暥起,〈關雎〉見幾而作。』而李注指出:『此事見魯,今亡失矣』。即使後漢皇后紀論裡也指出:『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而唐代李善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且《後漢書‧明帝紀》也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東漢末年的應劭《風俗通義》也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也是講到〈關雎〉此詩是衰世之詩,而且更明言是西周康王在某一天因為沉緬於皇后的美色而晚起了,於是詩人預先見到西周衰落之始,於是寫此詩時,『見幾而作』、『作諷』或『刺世』,並有注者指出這出於申公的魯詩的解釋。

四、《孔子詩論》論《關睢》的詩旨『改』合於申公的《魯詩》

吾人舉出兩漢史料,以見有關〈關雎〉一詩,傳自先秦孔子及儒學盛的魯地的申公的魯詩,其解釋都是講這首詩是講周康王犯了親美色而不早朝的過失,故此詩之作乃希望周唐王能『改』其過失。吾人再一比對《孔子詩論》論〈關雎〉的詩旨『改』竟正是申公的魯詩的詩旨,和所謂的毛公的《毛詩》及《毛詩序》毫無干係。

五、從《孔子詩論》論《關睢》得證《毛詩》非孔門正傳,是偽孔門詩論

按,李山先生的〈《詩經》研究的新材料:《孔子詩論》〉一文內指出:『筆者早疑心今本《毛詩序》是東漢經生雜抄三家、附以己意,以應和東漢“名教”要求的東西,其《詩》說在許多方面已去古儒甚遠。對此《詩論》可以為證。』按,《毛詩序》(即所謂的大序)乃東漢衛宏之作,而所謂的鄭玄所見本的《毛詩故訓傳》含所謂的『小序』,乃衛宏之師謝曼卿所完全之版本,此吾人另有所考。而由此一《孔子詩論》內對於〈關雎〉的詩旨『改』竟正是申公的魯詩的詩旨,和所謂的毛公的《毛詩》及《毛詩序》毫無干係。正反應了一個事實,即既專家學者眾口一辭認為《孔子詩論》是孔門心傳,則反見西漢傳詩經的申公才是孔門正傳人,而所謂的《毛詩》非孔門正傳,是偽孔門詩論。

以下的下篇,論所謂劉歆口中的毛公的《毛詩》是脫胎自三家詩內韓詩而來,最為晚出。(劉有恒,2017.10.11於台北)

談東漢末鄭玄始偽稱『傳』文為《小序》,《毛詩》本無『序』

談東漢末鄭玄始偽稱『傳』文為《小序》,《毛詩》本無『序』

從東漢末的鄭玄於《詩譜》內的訂『傳』文為『小序』後,把東漢衛宏所寫的《毛詩序》謊稱為《大序》後,於是世人對於毛詩的序被有不可告人之圖謀的鄭玄所亂,以為所謂《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實際上無有也。直到東漢初年,衛宏寫《毛詩序》(即今日所稱的《大序》)之時,《毛詩》還都沒有『序』,今日論者上鄭玄之當,而以為的毛詩『小序』之文,實即《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內第三十卷的『傳』文。今且析之於後,以破鄭玄二千年來的騙局。

依唐代孔潁達的《毛詩正義》,於卷一曰: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沉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也就是,在自唐代起的毛詩的每一經文前,都有一段『序』,即所謂的『毛詩小序』,如《關睢》詩前,有『《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被稱為『小序』,而僅於《關睢小序》後,又有一段長文,即被鄭玄稱為『大序』的,乃是《關雎》篇獨有的所的『大序』,即如下之全文: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至於詩經其他各詩,都只有鄭玄口稱的『小序』,而無『大序』。

鄭玄要如此說,其圖謀是:想把《毛詩》和子夏扯上關係,於是他指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按,其實,《毛詩》之真相,察一下本於劉歆《七略》的《漢書。藝文志》即知。西漢劉歆在《漢書。藝文志》裡,對於《毛詩》指出:『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劉歆好古成癖,以他上距所謂河間獻王與毛公的年代,比鄭玄近上數百年,且於秘府裡親見所謂的《毛詩》,查證出,所謂毛公的詩經之學,不是真正子夏所傳,而是毛公自說自話,虛言騙世人說是子夏所傳,所以下了斷語,其斷案之結論,乃是毛公說其詩經之學是子夏所傳,是『自謂』的,而不是事實。古文經學先驅的劉歆,都已鑑定出《毛詩》非子夏之傳的真相(按,清代王先謙著《詩三家義集疏》,亦曾指出此點),則再一看,到了東漢末的鄭玄,還把詩的『大序』指係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查一下西漢末劉歆的證詞,即知鄭玄在騙人的事實。

子夏和毛詩無干,而《毛詩序》(詩大序)更不可能是子夏所作,所以只要查證一下劉歆的證詞,即知鄭玄句句是欺笨人之謊言。

其實,鄭玄於《華黍》箋文裡即自白:『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裡看出鄭玄欺人技俩的實情。

鄭玄說《毛詩故訓傳》是毛公寫的,又說其中的『小序』,『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乃是合編成一卷的,是毛公在《毛詩故訓傳》時,把該一卷的『小序』,『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但看一看,鄭玄在《詩譜》裡,指『小序』是子夏及毛公所寫的,則《毛詩故訓傳》內不就有一卷是含有子夏原作的。但再一查《漢書。藝文志》裡,指出當日所存的《毛詩》版本為『《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顯見《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其中的二十九卷,每一卷皆『故訓』(訓詁)《毛詩》的一卷,而多出的那一卷,就是鄭玄所謂的『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在於《毛詩故訓傳》的『小序』的合編所成的一卷。既然『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在於《毛詩故訓傳》的『小序』在《毛詩故訓傳》多出的一卷內,則怎會毛公於寫《毛詩故訓傳》時把多出的一卷的『傳』文,拿來『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那麼豈不重出『傳』文了。故鄭玄的謊話是經不起推敲的。也印證了,鄭玄其實已自白了所謂的『小序』,是在《毛詩故訓傳》裡的『傳』文,是鄭玄自己把此卷『傳』文,分割後,『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而偽稱是『序』文,並謂之為『小序』,其實,所謂的『小序』,乃《毛詩故訓傳》多出的一卷內的『傳』文。在東漢末鄭玄之前,《毛詩》所謂的『小序』並不存在,而是鄭玄在東漢末偽稱的。而把東漢衛宏的《毛詩序》當成『大序』,並偽稱是子夏著的。

但如此一來,《毛詩故訓傳》裡多出的一卷『小序』竟為子夏及毛公所作,則《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豈不應是子夏與毛公合著,但《毛詩》又為毛公所著,則訓詁毛公的《毛詩》者,竟然在毛公生前數百年,就有子夏其人知道後世有毛公的《毛詩》,於是寫成『大序』及和數百年後的毛公合寫『小序』,如此天方夜譚,可以騙倒二千年來研究毛詩的大多數學者,嗚呼哀哉中國傳統經學界濫污一片。

故,東漢末鄭玄始偽稱『傳』文為《小序》,《毛詩》本無『序』,東漢初衛宏見《毛詩》無序,而始作《毛詩序》。鄭玄為伸其偽說,硬把《毛詩》說成是子夏所傳,而不惜說謊,埋沒《毛詩序》的真正作者衛宏,而且還胡說『大序』(即衛宏的《毛詩序》)為子夏作,『小序』為子夏與毛公合作。經過以上本文的剖析,即知,二千年來的文抄公抄之不停的鄭玄偽說亦當止步矣。(劉有恒,2017.10.8作於台北市)

治曲蟁言(12)————從『捉刀人』談也是學術造假

治曲蟁言(12)————從『捉刀人』談也是學術造假

 

吾年青二三十歲之時,十分重視及鑽研經世濟民之學(如政治、社會、經濟),於是寫作時論發表。有一次,吾對於當時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倡自由放任經濟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說法在台灣被有心人大捧特捧,來張大財閥勢力作張本,大為不滿。於是寫文批判,投稿至某一雜誌社。時吾人因從事於工程建設,時常住於工地。某天返家時,雙親告知有人打來電話要到家裡拜訪你。該一次見面就是吾平生第一次見到了一位『捉刀人』。他是該雜誌的主編,吾人被他激賞,所以帶著副編來家送上禮品,後來,吾也繼續為該雜志寫稿了。而後來得知,他實際上也是該雜誌的創辨人御用的『捉刀人』,領薪水為該創辨人筆耕,掛上該創辨人的著作之名面世。此人之著,以吾人對於學術之學的品質的專業的挑剔眼光,都是為之傾倒不己,也開拓了自已學術的眼界,站在求真而不為世間虛名蓋世的偽學及偽學者的名位的抬頭所惑,並且能判學術真偽而刀刀見骨,閱讀他的著作對吾人的學力的助益很大。雖今未再連繫,不過對於此位今生所曾見的『捉刀人』仍是認為一度見到面是今生之福。

 

其實,『捉刀人』現象在台灣的學術界也不是稀見之事。像是近年來,台灣此地一位曾任教授及教師的某先生,就著有一篇揭發台灣高等學府黑幕的〈讓學界大老去流浪吧!〉講出台灣學術界不少學術界聞人(大老)都是搞學術造假的,他指出,像是大忙人的大老,天天都在忙,但論文爆量:

 

『每一個人都有超出合理範圍的論文數據,照理說如果有人可以真的生產那麼大量的論文應該是必須整天埋首研究室的,但是這些大老都已經身兼要職公務繁忙的時候論文還是繼續爆量,正好證明了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吾人只要把該大老的著作,在幾十年裡出版的論著,和他天天忙於酒席、公關交際、兩岸及國外亂跑,哪有餘閒寫論著的幹些不是研究的實務的名實一做比較,不都是找『捉刀人』代寫的嗎,自已至多拿到代寫稿,斧正及添改些,就拿去發表於期刋及學術論文出版物及給書局出版,而且掛上的不會是無名英雄的『捉刀人』的大名,而是他這個學界大老的大名。於是看到學術大老竟可一年出版幾本厚如磚的著作,一見就知道是找人捉刀的,來欺世盜名。此亦為『學術造假』的惡人。

 

人人皆知的,像是政界就有固定的捉刀人,如某國總統,他要發表文告,一定不是出自他的手,必要秘書為其打理,此事理之常,因為政治人物不見得一定學富五車,但文告等等要公之於天下,不能我手寫我心如此任意,總要有體面之文,故有專任秘書打理,人民一定不會置評。但學術界就不同了。因為學者之被稱為學者,及功名利祿之於身,就是其著作了。如果著作不是他本人所寫,其所得的一切學位及教職或官方學術機構的名位,也要全部剥盡,當作落水狗打出及趕出學術界,而且應被以詐欺罪起訴判刑,及追回以往一切名位及薪俸。如果台灣學術界能如此自清,揪出學術造假,找捉刀人寫著作的所謂著作等身而多到不合常理的『學術大老』,也才是學術界之福。而且上樑的學術界都詐欺犯橫行,難怪台灣變成世界詐欺犯中心,從上樑的學術界到下柱的莠民都不少以詐欺為業的,一氣呵成,漪歟盛哉。

 

而該位寫作者的〈讓學界大老去流浪吧!〉結論:

『學界與年輕人繼續受騙受害直到假大老們退休是不可避免的殘酷現實,須知這些大老還可以利用聲勢地位,不斷的申請延遲退休,到七十多歲可能還在當教授!我自己採取的態度是鼓勵年輕人遠離研究所,直接親近業界會比較有前途,也才會有實質的貢獻。繼續搶讀博碩士學位不但對自己無用,也是間接助長這種學界癌症的擴散,對台灣很傷的。』

更是苦口婆心,學界(包括台灣的戲曲學術界)的莘莘學子,豈不應都張大眼睛,多問多聞,用火眼金睛認出哪些是你所從事的學門裡的教授是學術造假的所謂的『學術大老』,而遠離他們,以免為其污氣所污,不但學無所長,而且還成了其犯詐欺罪的團伙共犯的『捉刀人』的人選的下場。(劉有恒,台北)

治曲蟁言(12)————從『捉刀人』談也是學術造假

治曲蟁言(12)————從『捉刀人』談也是學術造假

 

吾年青二三十歲之時,十分重視及鑽研經世濟民之學(如政治、社會、經濟),於是寫作時論發表。有一次,吾對於當時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倡自由放任經濟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說法在台灣被有心人大捧特捧,來張大財閥勢力作張本,大為不滿。於是寫文批判,投稿至某一雜誌社。時吾人因從事於工程建設,時常住於工地。某天返家時,雙親告知有人打來電話要到家裡拜訪你。該一次見面就是吾平生第一次見到了一位『捉刀人』。他是該雜誌的主編,吾人被他激賞,所以帶著副編來家送上禮品,後來,吾也繼續為該雜志寫稿了。而後來得知,他實際上也是該雜誌的創辨人御用的『捉刀人』,領薪水為該創辨人筆耕,掛上該創辨人的著作之名面世。此人之著,以吾人對於學術之學的品質的專業的挑剔眼光,都是為之傾倒不己,也開拓了自已學術的眼界,站在求真而不為世間虛名蓋世的偽學及偽學者的名位的抬頭所惑,並且能判學術真偽而刀刀見骨,閱讀他的著作對吾人的學力的助益很大。雖今未再連繫,不過對於此位今生所曾見的『捉刀人』仍是認為一度見到面是今生之福。

 

其實,『捉刀人』現象在台灣的學術界也不是稀見之事。像是近年來,台灣此地一位曾任教授及教師的某先生,就著有一篇揭發台灣高等學府黑幕的〈讓學界大老去流浪吧!〉講出台灣學術界不少學術界聞人(大老)都是搞學術造假的,他指出,像是大忙人的大老,天天都在忙,但論文爆量:

 

『每一個人都有超出合理範圍的論文數據,照理說如果有人可以真的生產那麼大量的論文應該是必須整天埋首研究室的,但是這些大老都已經身兼要職公務繁忙的時候論文還是繼續爆量,正好證明了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吾人只要把該大老的著作,在幾十年裡出版的論著,和他天天忙於酒席、公關交際、兩岸及國外亂跑,哪有餘閒寫論著的幹些不是研究的實務的名實一做比較,不都是找『捉刀人』代寫的嗎,自已至多拿到代寫稿,斧正及添改些,就拿去發表於期刋及學術論文出版物及給書局出版,而且掛上的不會是無名英雄的『捉刀人』的大名,而是他這個學界大老的大名。於是看到學術大老竟可一年出版幾本厚如磚的著作,一見就知道是找人捉刀的,來欺世盜名。此亦為『學術造假』的惡人。

 

人人皆知的,像是政界就有固定的捉刀人,如某國總統,他要發表文告,一定不是出自他的手,必要秘書為其打理,此事理之常,因為政治人物不見得一定學富五車,但文告等等要公之於天下,不能我手寫我心如此任意,總要有體面之文,故有專任秘書打理,人民一定不會置評。但學術界就不同了。因為學者之被稱為學者,及功名利祿之於身,就是其著作了。如果著作不是他本人所寫,其所得的一切學位及教職或官方學術機構的名位,也要全部剥盡,當作落水狗打出及趕出學術界,而且應被以詐欺罪起訴判刑,及追回以往一切名位及薪俸。如果台灣學術界能如此自清,揪出學術造假,找捉刀人寫著作的所謂著作等身而多到不合常理的『學術大老』,也才是學術界之福。而且上樑的學術界都詐欺犯橫行,難怪台灣變成世界詐欺犯中心,從上樑的學術界到下柱的莠民都不少以詐欺為業的,一氣呵成,漪歟盛哉。

 

而該位寫作者的〈讓學界大老去流浪吧!〉結論:

『學界與年輕人繼續受騙受害直到假大老們退休是不可避免的殘酷現實,須知這些大老還可以利用聲勢地位,不斷的申請延遲退休,到七十多歲可能還在當教授!我自己採取的態度是鼓勵年輕人遠離研究所,直接親近業界會比較有前途,也才會有實質的貢獻。繼續搶讀博碩士學位不但對自己無用,也是間接助長這種學界癌症的擴散,對台灣很傷的。』

更是苦口婆心,學界(包括台灣的戲曲學術界)的莘莘學子,豈不應都張大眼睛,多問多聞,用火眼金睛認出哪些是你所從事的學門裡的教授是學術造假的所謂的『學術大老』,而遠離他們,以免為其污氣所污,不但學無所長,而且還成了其犯詐欺罪的團伙共犯的『捉刀人』的人選的下場。(劉有恒,台北)

《方言》及所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係漢末應劭偽造小考

《方言》及所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係漢末應劭偽造小考

 

一、楔子

 

此文之作,純為偶然。依吾人研究之領域,本不及《方言》一書,但是在此得感謝了台灣戲曲學界的聞人曾永義了。

 

因為標示著曾永義著,今年出版的《戲曲學(一)》裡提到了一段話,吾人深覺不以為然,因而遍查典籍,窮其真相,意外確認《方言》一書,傳為揚雄所著實乃偽造,應係東漢末年學者應劭,將王莽當政的西漢末年召天下儒士至長安,錄其心得時之收集之方言資料,而刼後王莽時期之儒者或其門生保留流傳於世間及又自已收集兼收錄時人如許慎《說文解字》之有關條錄,最後訂成《方言》一書,並托名為揚雄所著。而《方言》末附有〈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篇,全係為應劭假托劉歆、揚雄的偽造故事及文章,以證明揚雄的《方言》一書為何《漢書》所不載是有理由的,而按個罪名給寫作《七略》(漢書藝文志之初稿)者的劉歆,而實非真有劉歆與揚雄往來之此二書信。

 

標示著曾永義著之此書中之言,指出:『在鄉土演出的戲曲,西漢有所謂「歌戲」,可能是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見西漢末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頁四九三)。其書中並注明是引用了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而敝人則考漢代,『戲』此字直到南北朝或其後,都還十分質樸的表示了大小雜耍遊戲類,而依其時代性,根本不可能會與『歌』連用者,也不會是什麼民間的戲曲或鄉土小戲。故曾先生的『鄉土演出的戲曲』、『可能是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因為文抄古書,在沒有去考真辨偽之下,運用想像力發揮,所得出與真相相差極其懸殊的結論出來。

 

故連帶聯想到此所謂今本的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因為使用了此語,反呈現出偽貎來了,於是下手考據之,發現曾永義書中,引用的〈劉歆與揚雄書〉真是篇偽文。連帶也考證出今本〈揚雄與劉歆書〉也是篇偽文。而更大的發現,則是確定前人認為有偽的可能,如南宋洪邁認為《方言》是魏晉人偽造、清四庫全書館臣認為真偽可能性皆有、張心澂《偽書通考》裡列為『疑偽』,上世紀周祖謨考而認為無法判定真係揚雄之作,但至少東漢時代已問世。而吾人如下所論,更有十足證據證實《方言》確非揚雄而實為應劭之作,而其功,竟然是二篇偽文——今本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的欲蓋彌章所致。

 

二、今本《華陽國志》非東晉常璩之舊

 

清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談到東晉常璩所撰的四川地方史的《華陽國志》時指出:

 

『《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晉常璩撰。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晉書》載勸勢降桓温者卽璩,蓋亦譙周之流也。《隋書‧經籍志‧霸史類》中,載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漢之書》《唐志》尚著錄,今已久佚。惟《華陽國志》存,卷數與《隋志》《舊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首爲《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孫劉二牧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漢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次《先賢士女總讚論》,次《後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爲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𡉙序,稱呂刻刓闕,觀者莫曉所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迕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𡉙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續成以補其闕。則是書又於殘闕之餘。李𡉙爲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矣。𡉙刻本,世亦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吳二家之本,多張佳允所補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爲士女共二卷。蓋𡉙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鏜等僅刻其下卷也。又惟《後賢志》中二十人有讚,其餘竝闕。𡉙本則蜀郡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讚,宇度本亦同。蓋明人刻書,好以意爲刊削。新本旣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覿。宇度之本,從𡉙本錄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𡉙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宇度本升於簡端。考𡉙序稱首述巴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以西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則序志本在後。宇度不知古例,始誤移之,又總讚相續成文,𡉙序亦與序志竝稱,宜別爲一篇。而𡉙本亦割冠各傳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詩序,李鼎祚之分序卦傳乎。今姑從𡉙本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十九人,亦併從何鏜吳琯二本錄入,以補璩之遺焉。』

可見今本的《華陽國志》,四庫全書據𡉙本,並指出此書於北宋年間,呂大防首度刻印問世,但到了南宋寧宗嘉泰年間又有李𡉙的序,表示了李𡉙於嘉泰年間冉度刋刻,但於序文內已指出呂大防本『刓闕,觀者莫曉所謂』,即初次問世的《華陽國志》呂大防刻本,竟然是內容不知所云,可見內容已殘缺甚多了,於是李𡉙的再刻本又是李𡉙因為找不到其他善本了———『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於是自已改寫了,『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迕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𡉙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續成以補其闕。則是書又於殘闕之餘。李𡉙爲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矣。』但此一大改特改本,『世亦不傳』。而到了清代,『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但是此三本,又有添改處,以致於『新本旣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覿』。其間文內,即指出了,今之《華陽國志》的內容,幾乎原璧不存,真偽難辨了。也就是說,今本《華陽國志》內文都已不可當真是東晉常璩的原文,還何況其書內尚有包括了還有小文的加注,更是出自後世何人之手都有可疑了。

而今本《華陽國志》卷十二之〈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裡指出了:

『高尚逸民嚴遵字君平』。小注:『成都人也』及『高尚逸民林閭字公孺』。小注:『臨卭人,揚雄師子,見《方言》』

『尚書郎楊壯』。小注:『成都人也,見揚子《方言》』

『右十九人在前漢』。小注:『其侍郎田儀、楊德意無善事在中也。』

而如卷十內也有『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閭遯世莫聞也。』內容胡言一通,如後文所考,亦是後之補綴者把《方言》一書神話化的胡縐之言,神乎其不存在於古者所謂的輶車之使,因為不存在,劉向等人當然考也必無。又同書卷十亦介紹嚴君平,『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太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蓍龜以教。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為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其實也是自出處為《漢書》中抄來。

論者或於是認為提到嚴遵及楊壯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於東晉時的《方言》就已附入,如《揚雄方言校釋匯證》(華學誠:中華書局,2006,頁一零三五)即如是說。但一如吾人以上所說明的,因為今本《華陽國志》被後人改添甚多,尤其此談及《方言》者,都是在附注內的文字,更添其後人增入的色彩,故完全不足為憑。

 

三、今〈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於唐初確定已寫成

 

而唐初的李善在注《文選》時,也引用了此〈劉歆與揚雄書〉文內的語句而指出『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卷四十六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李善注)等等,可以說,在唐初李善所見的《方言》為確鑿的證據,是為〈劉歆與揚雄書〉至遲於唐初已面世的真憑實據。而且唐初高祖時代所編的《藝文類聚》類書裡卷八十五也收入〈揚雄答劉歆書〉內的字句。而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言:『據李善《文選註》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再加上吾人所查得《藝文類聚》類書裡卷八十五也收入〈揚雄答劉歆書〉內的字句,則〈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於唐初確定已寫成。

 

四、自東漢末至西晉應劭、葛洪、郭璞皆未有此二文存世之確證

 

東漢末的應劭(~建安五年曹操攻徐州以後,200以後)在《風俗通義‧序》指出:『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

 

東晉郭璞(276~324年)《方言注‧自序》:『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曁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摽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東晉葛洪(283~343年)《西京雜記》卷三: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以上自東漢末至東晉,提到的揚雄著方言,但至於其內容是否是有取自今本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實無確證。東漢末的應劭,是最早交待揚雄的方言的來歷者,其《風俗通義‧序》提到的揚雄的方言所述之言,於〈揚雄答劉歆書〉去對照的話:

《風俗通義‧序》 〈揚雄答劉歆書〉
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 ………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
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 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
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 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
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舉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牴糞棄之於道矣。而雄𦨕之。…………

而於〈劉歆與揚雄書〉內,有『詔問三代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與葛洪(283年-343年)《西京雜記》卷三:『楊子雲………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有文句相似者。然而若認為於是〈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被自東漢末至西晉應劭、葛洪、郭璞引用亦未必,也或後人依這些字句別造出此二文歟?

五、確實於南朝齊梁間有〈揚雄答劉歆書〉一文,被《文心雕龍》引讚

南朝齊代的劉勰的《文心雕龍‧書記》:『漢來筆劄,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讚美了揚雄的〈揚雄答劉歆書〉一文,此確定了〈揚雄答劉歆書〉一文存在於南朝齊代,被劉勰看到而作評,但未提到所謂的〈劉歆與揚雄書〉。但不提到也並不表示〈劉歆與揚雄書〉一定尚未出現,只或是劉勰見而並未評斷而己。

吾人談有關〈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申論未有一定證據明證於《方言》問世之時已被附入,因為明確提到的,要遲到南朝齊朝的《文心雕龍》始明白評價了〈揚雄答劉歆書〉,但也沒有提到〈劉歆與揚雄書〉,此二文或有可能會是《方言》問世後,後世有人偽造加添入的嗎?或原有〈揚雄答劉歆書〉,但〈劉歆與揚雄書〉實為後人偽造;或有〈揚雄答劉歆書〉但已佚,後人又偽造一篇如今本?或當日雖已附入,但今本此二文都有被後人改動過?在這些疑問之中,步步究心探究,並為辨真偽思路之排闥而直入真相,步步留跡。
六、東漢的《漢書》不提及揚雄有《方言》申論

東漢的《漢書》為揚雄單獨列傳,還分上、下篇,可見十分看重揚雄。連劉歆此一大人物亦只附入於劉向傳之後,可見在班固心目中,揚雄的份量了。但是班固的《漢書》,提到了: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班固把揚雄的著作,重要的如《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都有提及,但獨不提及那麼重要的方言學的成就的《方言》,豈不怪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提到:『《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註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註《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

按,班固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92)死於獄中。雖未完成,後又有班昭等三人補成,《後漢書‧列女傳》言:『《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亦即,在永元四年之後,世上尚無《方言》一書之記錄,故成於四人之手的《漢書》並未列入。

周祖謨《方言校箋及通檢》(科學出版社,1956)對於《方言》一書的考證是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後,迄今為止最詳的考證,其言指出:

『我們看到王充《論衡》裡面稱讚揚雄的文章和《太玄》《法言》兩部書的地方很多,可是始終沒有提到《方言》。例如〈齊世篇〉說:“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登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這一段話和《方言》後面〈揚雄答劉歆書〉中所說:“張伯松……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舉牛場也。……”很相符合。但是王充沒有一字說到《方言》。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間(89~104)死的。其次我們看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用方言解釋字義和今本《方言》詞句相同的很多,他既沒有說到揚雄作《方言》,也沒有說到《方言》的書名。許慎的書是和帝永元十二年(100)開始作的,建光元年(121)才完成。從這兩點來看,和帝的時候還沒有叫做《方言》的一部完全的書是很清楚的事情。直到靈帝、獻帝的時候,應劭在《漢書集解》裏開始明白引用《方言》,而且稱為“揚雄《方言》”;他又在《風俗通義序》裏更詳細地引用揚雄答劉歆書的話,而且說《方言》“凡九千字”。由此推測,《方言》在漢末應當已經普徧流傳起來了。魏孫炎注《爾雅》是引用《方言》的,張揖作《廣雅》也把《方言》的語詞大量搜羅在內,這都是很好的證明。

那麼,《方言》會不會是漢末人作的吶?這又不然。因為許慎《說文》裏既然有很多跟今本《方言》相合的詞句,必然在和帝永元以前就有了跟今本《方言》相類的記載了。從永元十二年(100)推到揚雄的卒年,就是天鳳五年(18),中間是八十二年。如果《方言》不是揚雄所作,在這八十年裏也就有了最初的底本。這麼說,《方言》是不是揚雄所作,很不容易斷定。不過,這部書包括了西漢、東漢之間許多方言的材料倒是很值得寶貴的。』

不過,周祖謨此論,雖言之有理但也未必。說不定許慎未必真引用了什麼《方言》字句,而是今本《方言》是漢末有人收羅了許慎《說文解字》裡的內容在內去編出一部《方言》出來?而且王充未提揚雄著《方言》,也或是當日實有《方言》一書在士大夫間流傳,但未題撰人,王充即未提及?
七,應劭有沒有可能是偽題《方言》撰人的作偽者?

 

吾人再結合前所提到的《漢書》,於班固寫《漢書》之時,尚未見到有《方言》一書,而在永元四年(92)死後,後來『《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而寫《論衡》的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間(89~104)死的,此時《漢書》剛出世,而王充未見《方言》與班固未見《方言》的年代相近同。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和帝永元十二年(100)開始作的,建光元年(121)才完成,此時已在引用了《方言》的文字,但沒有指出引自《方言》。到漢末應劭在《漢書集解》裏開始明白引用《方言》,而且稱為“揚雄《方言》”。以某種角度來看,或應劭就是因着把《方言》說是揚雄作,而成為偽托是揚雄所作的第一人。而《方言》一書或即應劭所成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依《後漢書》本傳,應劭於靈帝時舉孝廉,中平二年在朝中議討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一事,應劭在朝中主張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應之,『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依史記,稱應劭是位當代大儒實不為過。

 

吾人懷疑應劭和自作及偽托《方言》於揚雄或有關係。也有證據,那就是應劭與《漢書》的密切性及〈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的內容有關。
八、為解決《漢書》無記載揚雄寫《方言》而偽造〈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之起

(一)、偽《方言》出現在東漢末年

在東漢時代,托名揚雄所寫的《方言》出世了。但是出世時間,一如吾人所考見,應在東漢末年。東漢時代,皇家官方的《漢書》出世了,《漢書》出世後,也非當日人人可見,是官方書籍,其流傳不廣,當日儒者或官僚始能見到。而也並非當日每一儒者對史書的官書《漢書》一定有興趣。於是就牽扯到了,如果此一偽托者出,他是個對於《漢書》有興趣及過目過的或研究的專家,那麼,最令他刺眼的就是他偽托是揚雄著《方言》,但《漢書》給了他一個大巴掌,因為,《漢書》內容明擺著揚雄並沒有《方言》之作。

於是為了要彌縫此一漏洞,他必須想一個法子,那麼就偽造個揚雄的方言序之類的方法來交待一下,用個理由把《方言》不被《漢書》列入找一可以說得過法的理由。

(二)、劉歆若要方言資料,其權及其力就足以成事,不必找揚雄

於是我們可以從今本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的內容馬上就發現到了。今本〈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裡的故事是這樣的。劉歆寫信給揚雄,對他提到有位田儀犯罪了,此案可能牽連到你揚雄。而正好皇帝老子下詔求方言,而你正好研究方言,請你把其簡目及簡介交出來給我,我好把它獻上,暗示你交出方言來,我也可以權在手,給你擺平所涉及的田儀一案。揚雄回書則把命都要豁出去,不受你威脅。這個情節像極了天方夜譚,因此,在後世,到了南宋有位大學者洪邁,就在《容齋隨筆》裡表示了:

『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

到了清代戴震寫作《方言疏證》內反駁洪邁:『此於知人論世漫置不辨,而妄議不輕出其著述為非,亦不達於理矣。』

不過吾人從學術辨真辨偽的角度來看,洪邁及戴震都未搔到癢處。真正關鍵是劉歆在王莽朝是位國師,即王莽之下,萬人之上,所有皇家的儒生儒學,都歸他管,而且《周禮》一書,也是他領導諸儒生共著的,一如吾人它文所考。同時,在王莽執政時間的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執政時,《漢書•平帝紀》指出:

『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就說明了王莽就曾招天下各地的儒生,到京城來。而那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儒生的『小學』(含方言)的學術文件等資料存於秘府,含各地方言的資料,即便有所不足,他只要下令轄下儒生,收集整理各諸生其在家鄉所使用的籍貫所在的方言資料,就足以編成一本《方言》,哪還需以揚雄涉及田儀一案來威嚇揚雄拿出手上的一人之力收集來的方言資料。劉歆擁有的儒生人力就大過揚雄一人多少倍了,而收集的成果必較揚雄為豐厚,不由此徑,反而像個無權小儒靠威脅他人奪取成果,豈身掌指揮儒生大權的國師劉歆的與職權不相稱的行跡,所以此理不合,一也。

(三)、劉歆為世間惟一『敬』揚雄的三個人之一,會要揚雄的命?

其二,依《漢書‧揚雄傳》,揚雄是劉歆的尊敬的對象,『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而且當時全天下人都忽視揚雄,而當日的天下人裡,只有劉歆及范逡尊敬揚雄,而桓譚更是推尊倍至。而在揚雄生前的天下只此三人所敬的揚雄,還會竟然被尊敬揚雄的劉歆,給威脅生命,則不只厚誣劉歆,也厚誣了揚雄。而班固寫《漢書》,不曉此二封書信,如果知此二書,對於所敬的揚雄難道不語片言為其抱不平,還會寫下『時人皆曶之;唯劉歆……敬焉』之語嗎。故從《漢書》,亦可以看出根本在東漢和帝永元四年班固死前,都還沒有此二書信出現在人間世。

戴震著《方言疏證》,疏於講求辨真辨偽之學,反而以此二偽文在推求,論劉歆寫信給揚雄要方言一書的目錄及簡介,應在王莽的天鳳三至四年間,而兩年後,揚雄就去世了。但於此虛無之事,不證其虛,反而又以虛證虛,與學術之道實遠矣。

吾人一見此二文及應劭《風俗通義序》,再比對應劭和《漢書》的關係,及查《後漢書》裡的應劭傳,即知此《方言》及劉歆與揚雄之間的來往的二書信的作偽者,不假外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即應劭此人是也。

九、小談作偽者的作偽心理及其使用作偽之材料

(一)、補其所專業的《漢書》裡未提揚雄《方言》而作偽二書信

《方言》的始見其名,是出自應劭的《漢書集解音義》(按:依顏師古《漢書註叙例》,列舉應劭著《漢書集解》一百一十五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漢記註》三十卷。但是否其間有後人偽托者,因已無全書存世,皆不可考)內的引用,而並且在其《風俗通義‧序》裡說明揚雄此一《方言》作者的創作緣始。吾人一究應劭與《漢書》的關係,即知他是在東漢當《漢書》出世後,第一個對此官方史書深有研究,並寫作《漢書集解音義》等。對於《漢書‧揚雄傳》及《漢書‧藝文志》裡的沒有《方言》,刻骨銘心是十足有理去作偽。但孤疑不信。請看下一證:

(二)、偽造二書以應劭專業的律令為引子

再查《後漢書‧應劭傳》(在卷三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中),於是真相就大白了,此二書信確為應劭偽造了。因為,此二書信是以田儀涉案為引子的。此二書為何把故事情節的關目設定為劉歆藉由揚雄保舉田儀失當而連帶有罪,為何不用別的關目展開此二書信故事呢。此就涉及作偽者的專業了。作偽者作偽的心理是他作偽的動機,而他所取材作偽最為上手的,就是他自身研究的領域。查一查應劭的專業領域是什麼,一查之下,原來他是在東漢末年立下律令制度的創律令者,今人有稱其為法學家的。《後漢書‧應劭傳》裡: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雲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纓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干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十重。夫鶯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雲雖有姬姜絲麻,不□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一見是文,即知應劭熟知漢代的法律。還著有有關法律及刑事案件審判決斷參考資料,是位對於刑案很熟悉的學者。有關其於二文內所舉來做為劉歆要脅揚雄的田儀事件,是否是應劭根據實際翻閱陳案舊藉時所找到的一件實有的案件,加油添醋栽在劉歆頭上?因這些應劭著作今日已無存,已無法查考。而〈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兩書信以田儀案為引子,正是應劭所長的律令方面,但除了應劭是東漢對於《漢書》最有心研究的學者,而兩書信和為證明《漢書》裡不載揚雄著《方言》,被研究者認為對於《方言》一書被認定為揚雄是一大障礙的解答大有關連;此二書信的目的就可以解答為何劉歆的《七略》沒有收入揚雄的《方言》了。故已不是孤證了,現在又出現了第二證,證明此二書信以犯律為關目,又和東漢的律令權威應劭又有了對價關係了。
(三)、注解《漢書》在音義上需收集方言材料

其三,不但如此,為何《方言》裡的方言資料,應邵手頭上會有收集呢。再查找之下,還是圍繞著他的注解《漢書》上了,《後漢書‧應劭傳》裡提到了他『集解《漢書》』,而隋唐的顏師古於《漢書註叙例》,列舉應劭著《漢書集解》一百一十五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漢記註》三十卷。看來應劭於『集解漢書』時必有提到相關於『音義』方面,此就與方言學方面十分有關了。於是應劭為其《漢書》的集解上,必須從事於音義方面的研究及收集,而涉及到四方的方言。應劭收集了他在朝所見的秘府的圖書含王莽時收集天下研究小學的儒生的方言資料及時人如許慎所著《說文解字》裡對方言的一些研究,加上他自已的研究及數集,於研究《漢書》的音義及注釋時,就作為加以運用的材料。而且他於《漢書集解音義》由也引用了『揚雄《方言》』,知其作《集解》時,其偽造的《方言》已成書了,而已打定主意,把《方言》冠名是揚雄所著了。但此第三證仍可再加其他證據,以證《方言》及二書信實出自應劭所偽撰。

(四)、崇揚雄而把已偽作托於揚雄

其四,崇揚雄,是其《風俗通義》之作的楷模。於《風俗通義‧序》裡,把揚雄著《方言》抬出人間,偽造一堆虛言偽語,為揚雄著《方言》張目。把自已的功業,投射在揚雄身上,譽揚雄,就是在譽自已。在《風俗通義‧序》裡,他明白地就要紹述揚雄,而說出:『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要『比隆』於揚雄的著《方言》。在東漢,揚雄已是一位被認為是學術權威了,如何比翼於揚雄,一樣成為典範學者,也是應劭的夢想。於是托於揚雄讓自己的著作《方言》的『述作』比翼揚雄,成為後世的經典。如果是時人,依當日的常情,亦應如同班固及王充的譽揚雄,讚其極有口碑的《太玄》或《法言》的著作,但偏偏,應邵郤去讚時人不知的《方言》,其實,他的目的,不是讚揚雄,而是在托自己於揚雄,而把場合選定寫在其《風俗通義‧序》內,把此一偽造的《方言》藉此序文初為宣傳以便傳揚到世間,此其此序的真正所致意者。表面上是希其《風俗通義》效法揚雄,但《風俗通義》又何足當此,其真正致意者是認為其《方言》之作可為名山之藏。

十、《方言》及二書信之偽蹟昭然

(一)、張竦鄙視揚雄著作王充《論衡》明言,應劭反而說張竦讚揚雄的《方言》

《方言》當然不是揚雄所著,但應劭於此序裡稱『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實也是應劭見到王充的《論衡》。在《論衡》的〈齊世篇〉說:『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登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所以從王充《論衡》明白可見,張竦反而十分鄙視揚雄的著作,對於揚雄的《太玄》、《法言》,都不屑一看(『登觀』)。而應劭偽造《方言》及二書信,反而在〈揚雄答劉歆書〉說:『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舉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牴糞棄之於道矣。」而雄𦨕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且還在《風俗通義‧序》裡,亦胡說『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完全背反張竦鄙視揚雄著作的事實,胡亂扯掰,當然,他也知王充《論衡》已明指張竦鄙視揚雄著作,所以在〈揚雄答劉歆書〉裡再彌縫之,而指張竦對揚雄說:『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舉牛場也』,表示是你寫太玄經想比擬易經,猶鼠穴去比牛棚。而此亦說明了應劭是見到了王充的《論衡》,再想彌衡其間。

(二)依史料查證嚴遵不可能去收集方言資料(並談三代及秦根本沒有輶軒之使之官職)

嚴遵這個人,在《漢書》裡提到的只有:

《漢書‧地理志》指出於蜀地:『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在《王貢兩龔鮑傳》指出:『蜀有嚴君平,……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於成都巿,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也沒有提到他收集方言的事,而應劭增加了嚴遵的專業,《風俗通義‧序》裡,說嚴遵收集了方言『有千餘言』。按,以方言的收集,最善者,當然是雲遊四海,其次交接各地人士。但依《漢書》,他是位不事官祿,而從事於文章,尤其道家老子之學,及算命之術。這些和所謂的方言毫無相關的嚴遵的從事,而且他以從事算命為業,而且終老於算命及研究《老子》(『遂以其業終』),每天賺了生活費就收攤(『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並收攤後於室內開班教《老子》(『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那麼,他是如何去收集到天下方言的。四川是封閉的盆地,非中原輻輳之地。其收集方言『有千餘言』,又是天方夜譚。而且,他也未出四川去雲遊天下,方言又何從收集,也不是其專業的卜筮及《老子》或『文章』。揚雄在《法言》裡讚他『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即已明說嚴遵與世隔絕,乃『久幽』的隱士生活。交接不多,又不雲遊四海,又何從從四方人士得到方言的資料,故應劭的《風俗通義‧序》裡的『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又是一派胡言,衡情論理,都是無中生有之言。〈揚雄答劉歆書〉說:『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這又是天方夜譚,前言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藏於周秦的皇家,到了周朝滅亡及秦朝滅亡,於是『遺棄無見之者』,那麼深在四川封閉盆地,與周秦不交接的蜀中的嚴遵,又何由可以『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的『遺棄無見之者』的古周秦的方言收集資料呢,此段文字先後就已矛盾若此了。

再不堪拿史料去證明先代根本就沒有輶軒之使呢。先談周代了。西周時代是封建天下,周天子只是名義上的共主,其分封的親戚勳臣在其國都各有獨立自主權,對於周天子只有定期上貢及受天子命出征或服勞事。周天子既非真正統治了中國每一寸土地,他又何需設什麼輶軒之使,而各地方言究竟如何,要收集也是各被封建的公侯伯子男的權責,而也不是周天子所要究竟之事。而且到了東周,七國並起,而東周天子權卑,連自身都難保,又哪有輶軒之使可派。而當時戰國各國,亦無任何史書載有方言收集之史事。到了秦代,立官學,民間不准私學,且從事於武事,不修文,始皇又一意求仙,二世時天下已亂,秦代又何有輶軒之使。而講夏、商有輶軒之使,更不知所云了。《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一語即應劭談『輶軒之使』的出處,而『遒人』即『行人』,帝王所派的使者之謂。吾人曾發表一文:〈談詩經『采詩』說的源頭係《國語》『問謗譽於路』及采『謠』〉,其中引先秦古籍之證而證明:『所謂的派行人在路上采集的,正如《國語》內所說的,是『問謗譽於路』即其『遒人以木鐸徇於路』的注解,加上采集民間的災異祅祥之『謠』』。亦即,從先秦東周舊籍的史料交相比對之下,所傳說的西周的天子只是派人在其統治的王畿內問謗譽之言及謠而做為警惕自己的言行之用,故非又有派何輶軒之使出使天下在採列國方言。

不只先秦史料沒有什麼周天子的輶軒之使的設置的任何金石古文物或先秦書載之資料及其官職,即便是劉歆參考當時秘府所藏關於周代的官制等今亡諸典籍所偽造成的《周禮》的職官內也沒有任何輶軒之使的設置,益見此等胡說只是應劭偽造時托古的藉口。也因而,像是在〈揚雄答劉歆書〉說的『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或〈劉歆與揚雄書〉的劉歆所說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頗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聰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或《風俗通義‧序》裡的『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皆應劭之囈語,非史上發生之事。

(三)、虛中來,虛裡去的林閭翁孺

應劭於〈揚雄答劉歆書〉及《風俗通義‧序》又虛構了一個林閭翁孺,在〈揚雄答劉歆書〉裡講道:

『獨蜀人有………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
《風俗通義‧序》講道:『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應劭虛構了一個人叫做林閭翁孺,並且讓他生,也讓他死而絕後,並且還在〈揚雄答劉歆書〉講出其絕後了,老婆也失蹤了,講『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倒不是揚雄寫給劉歆看的,而是應劭寫給後人看的。因為揚雄此書信若係真作,則談及林閭翁孺,又何須談其老婆走了,也無子女之類,離本題太遠了。而是應劭的目的在於讓後人想找憑證者也死了這條心吧。因為林閭翁孺死了,他的老婆也因為沒有子女而離去了。於是因着此一虛構人物林閭翁孺死了,其虛構的老婆也失蹤了,而且林閭翁孺還沒有後代呢,於是後世想考證林閭翁孺此人者可以死心了,而此一作偽的人證也就虛裡來去一遭了。而所謂林閭翁孺是『臨邛』人,『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與雄外家牽連之親』,『翁孺梗概之法略有』,都是應劭的胡謅而已,虛而無對證。因而,揚雄的得以採用嚴遵的千餘言或翁孺梗概的梗概之法,即無對價關係可成立了。

《漢書》無此人,至於今本《華陽國志》有林閭翁孺此人,一如吾人於此文首所談,今本此書哪些文字是常璩當日實文,已不可考,或乃常璩依〈揚雄答劉歆書〉及《風俗通義‧序》列入,或根本是後世據〈揚雄答劉歆書〉及《風俗通義‧序》添加。而非依真自己去考列。

十一、結論

應劭在研讀新出世沒多久的《漢書》並從事於集解及音義上的研究之時,收集來許多有關方言之資料,不管是取自秘府所存的先秦史料或王莽當政時所收羅自天下儒者的小學及方言資料,及東漢時如許慎《說文解字》等時人,或他在〈揚雄答劉歆書〉夫子自況的『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而收集到的許多方言資料,整理成《方言》一書,而他自已也以此為一生學術上最自豪之事,希望能傳下去。但他是東漢末朝廷一小官,學術上也不是從事於盛行當時的顯學的經學學統傳承。即便著了《方言》,若以自己名字問世,尤其亂世的人微書輕,習者必少,傳於後世之機會也就不大。不如棄名而傳書,而假托當時有口碑的學術大家揚雄之名而傳世吧。此意既決,但他是儒者裡少數究心於《漢書》者,而《漢書》裡又明白沒有揚雄著《方言》的記載啊。要如何彌縫其間,好讓揚雄的《方言》未被班固依劉歆《七略》所損益的《漢書‧藝文志》裡未有揚雄著《方言》能有合理化的解釋呢。於是必得虛構一則故事,講述劉歆著作未收入《方言》的原因。他是東漢末年滅亡前夕的朝廷一官員,而且是立下東漢末年律令的實際官員,對於法律方面他是專業。於是依據其法律常識,虛構劉歆抓到了揚雄薦舉的田儀犯了罪,揚雄當連坐的漢律,劉歆以此要脅揚雄交出手中的研究成果的《方言》十五卷的簡目及簡介,但揚雄寧死不屈的來往二封書信:〈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虛構出來。劉歆拿不到揚雄的《方言》的簡目,自然寫不進《七略》,班固寫《漢書‧藝文志》依《七略》,故也寫不入揚雄著《方言》了。

只不過,其虛構兩書信都內容於理未通。〈劉歆與揚雄書〉裡講皇帝下詔要天下方言資料,劉歆派郝隆去執行,但成效不佳,聞揚雄著《方言》十五卷,向揚雄要《方言》的最目。一如吾人前所言王莽在西漢平帝時就有招天下大批儒者至京講學,其中包括了『小學』(即含方言在內)的學者。劉歆既是國師,則叫人整理一下講學資料,也就等同了揚雄的『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並叫儒生依其籍貫地的使用的家鄉方言收集排比,一樣可以整理出一部《方言》出來。而〈揚雄答劉歆書〉就更不合常理了。劉歆看上了揚雄的《方言》,向揚雄討該書的簡目及簡介,而揚雄面對來者之不善,一如開門見盜,必極言自己家徒四壁,以却盜心。人情之常,事理之正,回書時應極言自己《方言》未經整理,尚理不出頭緒,怎能又申言自已有三代周秦之錄得自於嚴遵及林閭翁孺,再加上自己多麼努力的收集方言,『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根本就是開門揖盜,使盜心益熾的火上添火的不合常理之舉。不是在弭盜心,而是向劉歆自表功,以示自已的《方言》你來要是有理的,我的資料多麼有三代及秦之原汁原味,加上我對現代各地方言的收集,還經過我的細心核察,這像話嗎!於是遂知,南宋洪邁及清載震的說法,都是未搔到癢處,一如吾人前所述,今予以解析之。所以說,〈揚雄答劉歆書〉一見內容,以其不合常情,就已偽情赤熾了,此二書信的布局如此,只是應劭在此二書信裡交待一下,自已是多麼努力收集,醜表功給後人看,以增加後世流傳的本錢而已,不可能是揚雄弭盜心之作。而且還在〈揚雄答劉歆書〉書信裡表示吾寧死不屈,開門向盜賊表示自己家有多豪富,要寧死不給也則必死無疑了。真有此書出自於揚雄,恐怕揚雄早已死於田儀之禍了,《方言》全書終究被劉歆藉皇命而拿到手了。

十二、尾聲

吾是看到標名是曾永義所著的《戲曲學(一)》,見其引述〈劉歆與揚雄書〉裡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頗得其最目。』而指出:『在鄉土演出的戲曲,西漢有所謂「歌戲」,可能是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頁四九三)。其引段落應非應劭的原文內容,被後世所改。一如《方言》,應劭指出,為『九千言』,但今本為一萬三千餘言;而應劭指出有十五卷,但今本只十三卷,故今本《方言》已非應劭偽造時原本之舊。而附麗於《方言》的此二篇書信於今存最早的宋本《方言》未附,後之《方言》附入者,多為依明代宋琯的《古今逸史》所引抄入。而吳琯此人,對『戲』字有所獨鍾。如其書中〈凡例〉裡就言及:『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或怪或誣,或褒或陋,不重關於紀事,且無裨於□辭』等語。而今人論者有言其失:『部分書籍的質量卻頗為學者詬病,清人所論及「好改篡古書」「割裂分併,句刪字易,無一完善」等缺失,如:漢代班固撰《漢武故事》一卷、應劭撰《風俗通義》四卷、唐代韓偓撰《海山記》一卷等,刪併篇卷的情形甚為嚴重,無怪乎學者多言明代叢書有「古書面目全失」「割裂分併,句刪字易,無一完善」 之弊,並言其為載籍的一大災厄。』(趙惠芬:〈明代叢書《古今逸史》初探〉,僑光技術學院九十三年度運用教育部提昇師資款獎助教師研究專題案),即明白指出應劭的《風俗通義》『刪併篇卷的情形甚為嚴重』,故有關其所引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與劉歆書〉並不是沒有被改動成面目全非,如清人所言「割裂分併,句刪字易,無一完善」之可能,前人論及此書者已言之。

而有關〈劉歆與揚雄書〉裡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頗得其最目。』內的『歌戲』的『戲』字,或原作『謳』,應劭在《風俗通義‧序》裡,提到了『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以『歌謳』並舉。如此段文字原字數皆一如應劭原文不變動,那麼『戲』字原應劭應作『謳』始符應劭行文性格。吳琯於編《古今逸史》時,以『僮謠』之『謠』近於『歌謳』之『謳』,故改以『戲』字,一如其於〈凡例〉中提到的『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的『戲』字。而『戲史』亦非慣用之語,吳琯或從詩經《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漢代所謂的毛傳釋『戲豫,逸豫也』,而《管子•君臣上》:『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亦類同此義。『戲史』猶言『逸史』,乃吳琯自創之名。而『歌戲』一詞,亦吳琯自創,似言『逸歌』,即亡佚於民間猶傳唱或保留的古歌之謂歟。不言『戲歌』,而言『歌戲』,乃依應劭原文的佈詞,『歌』在前,故置『戲』於後,取代原應劭原文的『謳』歟。並非曾永義所謂『在鄉土演出的戲曲』或『鄉土小戲』。此文裡的『戲』和戲曲的戲字毫無相關,曾永義引喻失義,未探明此文之後世改者的用文習慣,而致吳琯依《詩經》的『戲』字古義的『逸』,而誤為戲曲之戲字,而鬧出了學術笑話出來了。而更確定今之〈劉歆與揚雄書〉裡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頗得其最目。』裡至少『戲』字,所改之人即明代萬曆年間的吳琯。(劉有恒,台北,2016,11,21初稿完成)

 

 

 

 

《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宋元明戲曲史考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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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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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有恒:《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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