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並非由『采詩』『獻詩』『陳詩』自民間歌謠編成之考證

詩經並非由『采詩』『獻詩』『陳詩』自民間歌謠編成之考證

《國語‧周語上》:『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而於《國語‧晉語六》也有『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而在列者,即指在朝為官的貴族們。

按,此文被後世的學者,取來作為古史上有所謂獻詩說的來源,即認為,不是明文有寫出:『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使在列者獻詩』嗎。按,而於《周語上》的『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的下方又有關於『庶人傳語』一辭,而被學者忽略。其實所謂獻詩說的真相,就在『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所謂的『詩』,是由『公卿至於列士』獻出他們所作的詩。而有關『民間』的,即『庶人』的,是由民間所傳言的話,傳達給天子聽。即『庶人謗』的話傳給天子聽,此說之成立,其實古史上另有旁證,即:

《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558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平公問師曠:『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回答說:“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即,從西周厲王時,邵公的話指出『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之後,到了東周春秋時代的師曠,又對晉平公講到了:『瞽為詩,庶人謗』,即指出,由『史』寫『詩』,而采『庶人』的是『謗』。又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諌』則有官派的『遒人』(行人)用木鐸站在『路』上詢問路過的人,而且亦不言是采路上的民間『詩』,路人的言,亦即,類同於采的是『傳言』及『謗』而己。

為何對於民間所采的是庶人的『傳言』或是『謗』呢。因為,西周到東周的前半期的春秋時代,還是處於周朝封建宗法制度謹嚴的時代。有學識的只有貴族階層,而庶人是沒有受教權的。此種政教合一直到東周春秋以來,便因為天下紛亂,強國併弱國,秩序不保之下,而平民出頭,學問不再保持於貴族階層,而孔子即學問之散於民間的代表性人物,此其所以孔子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的原因了。能夠寫詩的只有貴族,所以天子要求貴族各階層的『公卿至於列士』的『獻詩』是貴族階層的職責。而因為『民間』沒有受教權,因為都是文盲,無法吟出或寫出必須具備詩體的詩歌來。最多的就是發之於各種口說的批評及怨歎,即『傳言』(民間流言)及『謗』(批評時政),周天子要求收集民間的批評及流言,來作為周天子施政的警愓。

再見之於西漢初年的《大戴禮‧保傅》:『瞽史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也指出了在朝的低層的貴族的『士』負責把『民語』傳達給天子。即『傳語』『謗』之同義。而『詩』則是由『瞽史』(即樂官與史官)來誦讀給天子。此雖較晚出,但基本上,仍不失先秦《國語》《左傳》的精義。

而《國語‧周語上》及《國語‧晉語六》及《左傳》《大戴禮‧保傅》上的話,到了西漢,見《漢書‧枚路傳》裡,提到,西漢文帝時,賈山《至言》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指出:『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而《前漢紀‧孝文皇帝紀上》提到,西漢文帝五年時,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指出:『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承有天下也。』其中對於『庶人謗』,則更申言之,是『庶人謗於道』,即庶人在路上批評時政的流言,由官方派人收集獻於天子,而所謂的『詩』來『諌』人君,是由『瞽』來『誦』的。

這些自《國語‧周語上》經《左傳》至西漢時代,雖其間的史述之跡,有所引論及更張,不過,都指向了,所謂周天子的編集的《詩經》的取材,並沒有取自『庶人』,因為,一如周代史料指出的周代民間是沒有知識,不能寫詩的,故只是采他們口中的批評政治得失的流言,而『獻詩』的任務是要各級貴族的『公卿至於列士』來寫詩獻出來的。庶人們只是獻出他們的『謗』及『傳言』。而庶人因為沒有知識,因此他們若有『謗』及『傳言』,代表了天子統治還做得不夠好,庶民有不滿意的地方,他們沒有知識像貴族用寫詩來諷諫,於是用『謗』及『傳言』的方式,此一如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而『議』的意思,一如『謗』及『傳言』,都是批評的意思。

 

而到了較晚出現的《禮記‧王制》始言:『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西漢末年的劉歆《與揚雄書》內始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而後來東漢的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始有『故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食貨志》又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之言。今之學者,有認為這是因為漢武帝設立正式的樂府,有采詩之制,始有人開始比附於周代去了,我們看到了周朝的史籍的《國語‧周語上》及後來的《左傳》,以及早於漢武帝設立正式的樂府前,在西漢文帝時的賈山,都沒有『陳詩以觀民風』或『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的說法,而東漢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的宣公十五年,又悠悠其口,編織出:『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自劉歆、班固及何休等東漢人,則更把周史料拿來,以西漢武帝正式設樂府有采詩,以今度古,塗脂抹粉,倡出周代亦為采的是詩,而後人若不考其偽論,加以引用伸張成是遒人采了民間歌謠,獻詩於是編成了《詩經》,故申論成了詩經的來源是民間歌謠,而抹殺了詩經實係編自於如同《國語‧周語上》及《左傳》內所說的,是由獻貴族自己的詩來編成的,並非采民間的詩編成,而所采的只是民間的『傳言』及『謗』的真相,而是以訛傳訛千百年了。(劉有恆,取材自《天祿閣曲談》,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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