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詩經『采詩』說的源頭係《國語》『問謗譽於路』及采『謠』

談詩經『采詩』說的源頭係《國語》『問謗譽於路』及采『謠』

《國語‧晉語六》提到當趙文子行冠禮的時候,他謁見范文子。范文子對他曉之以『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其中有『問謗譽於路』一語,這是指天子要派人『問謗譽於路』,聽路人的對於天子的『謗』(批評)或『譽』(稱贊),做為天子的『戒』(警惕)。

同樣的,在《國語‧周語上》也有一段話『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意義雷同,而文內用的語句,則是『庶人傳語』,而亦為指天子要派人把庶人的『傳語』(即,流言),亦即指對於天子的批評或稱贊,做為天子的警惕。

同時,《國語》裡,亦引用了《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諌』,此三段《國語》裡引用的文義,其實都是指向了一個周朝的采言制,是派『遒人』,去『徇於路』(即,詢於路),亦即『問謗譽於路』,即『庶人傳語』,於是,十分明白,所謂的周朝,尤其指西周及東周初年的『徇於路』或『問謗譽於路』及『庶人傳語』,都是指『遒人以木鐸徇謗譽於路』,而沒有任何采詩經或采民間歌謠的意義。而且,於周代史料的《國語》裡,又指出了,所謂的獻詩,『詩』是『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即『在列者獻詩』,所謂在列者,是指在朝的各貴族大臣,亦即公卿至於列士。後來《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558年)亦記載著『瞽為詩』,即指是由樂官寫詩的。

而在詩經的採詩上,固無民間之份。而民間的庶人,除了天子派人採他們的批評及贊美之言,作為施政參考,而沒有詩,却有采『謠』,什麼謠呢,就是《國語‧晉語六》提到的『辨祅祥於謠』,即民間謠裡講到祅祥災異之言,天子派人採民間的有關災異的謠,亦為自己施政的警惕。故周代並無天子派行人以木鐸采詩於路之說。

即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558年)所記也是采『庶人謗』而己,一如《國語》,故采詩之說,完全未見周朝史料。

而在西漢初年的《大戴禮‧保傅》:『士傳民語』。到了西漢文帝時,賈山諫文帝之言裡尚且言采『庶人謗於道』(《漢書。枚路傳》《前漢紀。孝文皇帝紀上》)。

而為西漢文帝以後的人,或即劉歆所偽造的《禮記‧王制》篇裡,指出了:『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到了劉歆,就在其《與揚雄書》內所指出了:『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於是由劉歆及《禮記‧王制》裡,開始把漢武帝設樂府采詩的漢朝政事,托古到周代去,而生出詩經是由行人去在路上采詩采來的,於是到了東漢的班固《漢書‧藝文志》始有『故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及《漢書‧食貨志》又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之言,是把劉歆的話,雜揉先秦及漢初史料,混合加上自己的想像力附會出來的。周代史料裡完全沒有影子。

而反而周代史料《國語》《左傳》只指出,天子派人在民間收集的是人民對天子百官的批評或贊美之言,及民間有關災異祅祥的『謠』,並沒有派行人站在道路上采集民歌。所謂的派行人在路上采集的,正如《國語》內所說的,是『問謗譽於路』即其『遒人以木鐸徇於路』的注解,加上采集民間的災異祅祥之『謠』,當然,此謠當然不是詩經裡的那些詩,不然,今日的詩經,應都是五行災異之歌謠詩了。故所謂詩經的『采詩說』,乃是劉歆為托古改制所作的偽史,查證周代及劉歆之前的史料,即知其源流始末。(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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