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某詩經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內容平議

臺灣某詩經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內容平議

臺灣學術圈,因為臺灣如彈丸之地一般的狹小,在以商業化掛帥的臺灣,從事國學研究,本為十分不討好及所謂的沒有出路,連工作機會都還和學術圈界的人際關係又大有關係。

尤其近年來,臺灣所謂本土化的興起,使國學方面,在脫漢思維埋伏的臺灣,己有更明顯的態勢之下。詩經又是一門和大陸有關的學問,又不是臺灣鄉土文學,近年來愈發不受重視,故吾人對於臺灣能從事于國學有關的學界,實也是有所體諒及看重。

但看重與偏袒又是兩回事,因為,就因為臺灣學術圈容量很少,故結黨營派的情事更嚴重。這點其實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少不了的現象,但臺灣的學術圈決不像內地現今這樣有百花齊放的本錢,此省不能留,自有它省可去,而是有所謂『潛規則』,那是在臺灣學界的素奉如神明者,你一定要巴結,不可抗言,不然,小小台灣,走到何處去落脚。

當臺灣詩經學界以胡適這些民歌說信奉者為鼻息的中心,及以毛詩、鄭箋、朱集傳(崇朱子也是受因新儒家之學為臺灣的中國哲學重鎮的影響)這些加上一些清儒之考據說法為木鐸之際,任何異於學術中心思維而匠心獨運的說法,更易引起原既占山頭者傾全力,動用子弟兵等的力量予以打擊。此所以當李辰冬以科學方法,異于傳統抄書匠之研究路子(即李辰冬所說的『權威領導』)而推倒了不止是民歌說,還推倒了左傳等書所指出的有關的作者,並推例了不少毛詩、鄭箋、朱集傳及甚至臺灣詩經學界的屈萬里的詩經著作,指出其中錯誤處不少之時,而埋下了其遭臺灣詩經學界圍剿的種子。這些反對的論著一籮筐,而其實,支持者也有不少,可見于李辰冬的詩經三書內所指出的。

而且,李辰冬其實也反駁不少批判者的文章,一部份收入在他的第三部詩經著作的《詩經研究方法論》,但他也歎當日臺灣學界一味以反對為能事,而不問其書裡的己有所解釋,像是對於臺灣的一個叫做趙制陽的,于二篇文章『星的補述』與『召穆公真的死於征淮夷之役嗎』回復時,也指出了要趙制陽先生『希望細細看過我的書之後來指教』,並又舉實例指出了『趙先生根本不看我的書而只自作解釋,這樣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因為,一如李辰冬所指出的,『我國歷史太久遠了,同一地名、同一人名、同一樣事不知有多少,加以文字語言意義的變遷,任何人只據著一點就可找出許多證據來證明,簡直無法判斷誰是誰非,以致造成現在學術上的混亂局面』,因此,反駁者用其他史書上,另某一白紙黑字,表示李辰冬不合該舉出人物的敘述,故為錯誤,此不能服李辰冬之心,故李辰冬于1976年於其詩經第三書《詩經研究方法論》己做終筆了,不願意再和臺灣學界反對者,從事『根本不看我的書而只自作解釋,這樣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的沒有意義討論下去。不是如該臺灣學棍所說『他也閉口不談了』而己,因為,受到健康問題的日益嚴重,且又想專注於其他有關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寫作,終於1983年病逝前還手不釋卷振筆疾書,至於那些反對者也不是真『可以說把他完全駁倒了』,因為一如吾人從《詩經研究方法論》那些,包括趙制陽在內的沒有細讀而空穴亂批,而李辰冬若還和這種人討論,相信只要有為學的骨氣,就會不屑的。至於該臺灣學人的『臺灣幾位博士研究生談天時也聊到此事,對李辰冬教授的發現,他們很不以為是,只是當作一個荒唐的笑話』,相信這些所謂的研究生,也是臺灣學界一面負面,只為了拿文憑而附和之輩而已,這種人真能代表臺灣的學術裡的高水準嗎。可見夏傳才與臺灣詩學界隔閡太甚,交往也因而良莠不分,實也不能苛責。

但,所謂李辰冬的有關詩三百為尹吉甫一人所作,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詩三百,誇數百年,又跨十五國風,為何音韻如出一人之手,詩經學界解不出此惑,而李辰冬則考三百篇,為出於一人之手,則可以解釋通為何古音與國風無關。不然,就算今日中國一省,各地都還有不同方言及其各自風格的民歌,為何,詩經十五國風,不但沒有民謠的地方口音的特色,而且用韻亦與頌及大小雅無別。像夏傳才、趙制陽等及信裡提到的那幾個只會嘲笑別人而自己空有博士生之名而草包無能的博士生,不就到現在都沒有寫出一篇可以服人的著作加以解釋呢。

而所謂作者不能明白,則所釋詩經三百篇仍到現今都還是權威領導及加上自己的主觀猜謎而己。而此時的權威往往換成了崔述及方玉潤及胡適、高亨、程俊英、屈萬里及教條與庸俗社會學。而李辰冬不止是創了詩經為一人所作,並且又對各篇以更精確的全篇總解,不漏一字,不跳躍式解釋,立下了詩經注解的字字有據為目標的典範,並解析了詩經風雅頌為樂經編次及竹書紀年與易林一書的價值。

因為,像是古本竹書紀年及易林,如李辰冬所析,則其作者亦為知相關詩篇皆尹吉甫一人所作,竹書紀年及易林始會參考立說。並亦考定今日所傳說,據左傳、尚書所記如周公寫鴟鴞,或許穆夫人寫戴馳等等,皆考證為錯誤之說。。。。。。故若善讀李辰冬的詩經三書,實己解開不少詩經的各公案,即便他在科學論證的最後一步的作者決定為尹吉甫一人,確有因太大膽的推測而趺倒,也並不能掩蓋其對於詩經學術上其他如考據及史料方面與詩經注釋方面的成就。

因為是世出少見的英才,因此吠火車之徒,只取一端而藉以要全面抹殺,充見其不自量。因為,此三書只要後世有心人有心好好去讀,詩經的臆說的摧枯拉朽功力必見不凡。像夏傳才先生,此三書都未細讀,而只聽信臺灣學界少數人的雌黃信口認為是定論,真乃偏聽。而且也因此在著作有關臺灣的詩經研究時,把李辰冬放在附注裡沒有拿出學術依據而痛駡,在《20世紀詩經學》(2005)一書的《台港的《詩經》研究》一文的附注裡,未能心平氣和,不動肝火,平等商榷,與人為善,而詬言:『臺灣李辰冬教授曾發佈他“研究”的結論,宣稱《詩經》是一個人做的,把全部詩篇用這一個人的經歷串連起來,在學術界展開不短時間的論爭。胡適先生、錢穆先生都曾當面向李辰冬作過勸告。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大陸有,臺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一副潑婦罵街的衛道人士的張牙舞爪的形象。真是有讀過李辰冬的三本詩經著作嗎,還是受到一些末流著作的影響而向壁虛造乎。

 

其實,夏傳才的批評李辰冬的話用在朱熹及後世學舌之士的詩經民謠說者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因為朱熹純以主觀,沒有舉出有如李辰冬百萬字的論據以證其說那樣的依證據說話,却只憑一己直覺來創「《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正符合了『臆說及奇談怪論』的定義,故而應該可以對於詩經民謠說下一斷語:

『宋代朱熹曾發佈他“心電感應般”的結論,宣稱《詩經》的風是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把全部所謂風者詩篇用『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一句帶過,在學術界造成從古到今餘毒不息的不短時間的學步。像是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的追隨者,古代有,現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

反而內地學者是張啟成先生《海外與臺灣的詩經研究》指出了『在臺灣老一輩的《詩經》學中,屈萬里、王靜芝與李辰冬是三位頗有代表性的學者,屈、王二位以穩健的傳統治學方法而著稱,李氏則以橫掃古說、獨倡一格而聞名。。。。。。李辰冬在《詩經》研究方面是獨倡一格的,他的主要著作有《詩經通釋》、《詩經研究》、《詩經研究方法論》三部,他認為古今學者對《詩經》的作者及成書年代都搞錯了,他確認《詩經》305篇詩歌都是周宣王時期尹吉甫的作品。為此,他花費了不少於10年的時間,引證了大量的資料來證實這一觀點。這種非常獨特的見解,很自然引起了臺灣學術界的轟動,可是除了少數學者給予一定的肯定與支持外,多數學者是反對和否定的。李辰冬的這個觀點當然是難以成立的,但他的著作引證材料相當豐富,對一些篇章詩旨的理解,對一些詩句與詞義的解釋,也有一些可取之處。他在否定傳統詩說的保守方面,有一些積極的因素,但在維護自己的主張方面,則顯得軟弱無力。從客觀事實來判斷,他的10年的努力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但從學貴發疑的角度來看,他仍不失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詩經》研究者。』就十分公允,可見公道不以一二人的偏見而轉移,自在天理人心而不滅。

(劉有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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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該臺灣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
(于夏傳才于《天津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公之於世者)
XX先生:
大劄拜讀,久聞閣蔔善詩,時誦華章,亦可謂神交久矣。今遵囑寄上所索的臺北刊物一份,其中刊有先生要看的文章。

《讀書》今年第8期所載《輕易繞不過去》一文,已經讀過。作者阿城先生的文章通脫、清新,不置褒貶而褒貶自在其中,是上乘的書評文章。文章介紹臺灣李辰冬教授研究《詩經》的結論:《詩經》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50年間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這真是驚世駭俗之論。李先生構造了尹吉甫一生從寒微、戀愛、顯達到衰敗的曲折故事,把《詩經》所有的詩篇串起來,像一部傳奇性的小說。我也像阿城先生那樣,不禁“迷惑,釋然,微笑,感慨或大笑”。

李辰冬教授的大論,是60年代就提出來的,在臺灣曾經一時沸沸揚揚,他自己寫了不少,但沒有人信他。不但胡適、錢穆先生等老學者直接或間接向他提出忠告,還有不少與他同輩的學者撰文批駁,可是1978年他還是印出書來,但臺灣學術界的又一輩還是不信他。批評他的文章很多,他也閉口不談了。李論在臺灣的反應情況,從寄去的刊物可以看到一點,據林慶彰博士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批評文章不少,可以說把他完全駁倒了。前些時,我與臺灣幾位博士研究生談天時也聊到此事,對李辰冬教授的發現,他們很不以為是,只是當作一個荒唐的笑話。

在臺灣的學術論壇上,這個題目已經無人再議論,李辰冬教授也已作古。世事歷來是事過境遷,有些事物自生自滅。臺灣學者研究《詩經》,該怎麼研究還是怎麼研究,李辰冬先生的結論,並不是“繞不過去”的一堵牆。以《輕易繞不過去》為題,非也。

兩岸長期缺乏學術交流,彼岸已經過時的笑話,在此岸還是新鮮的。閣下想就這個題目寫文章,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西北師大趙逵夫教授的文章《中興之業,慷慨之音》,附題是《周宣王中興功臣詩考證》,對尹吉甫及其詩作有考證,可供參考。不過為一個過時的笑話寫嚴肅的文章,值得嗎?

(夏傳才:關於《詩經》研究的通信。1993年10月謹拜。)

原載:《天津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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