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無中生有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西漢「歌戲」

談無中生有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西漢「歌戲」

在戲曲史界談戲劇,從來沒有從事者談西漢會有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的「歌戲」。但,於2016年,標示著曾永義著,出版的《戲曲學(一)》出現一段論述,其言謂:

『在鄉土演出的戲曲,西漢有所謂「歌戲」,可能是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見西漢末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頁四九三)。其書中並注明是引用了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

此段極端與吾人多年探究中國戲曲源流所獲結論完全大異:因為敝人考『戲』此字直到南北朝或其後,都還十分質樸的表示了大小雜耍遊戲類,而依其時代性,在漢代根本不可能會與『歌』連用者,也不會是什麼民間的戲曲或鄉土小戲。而在本於學術貴於求真相之下,著手於考證曾永義所引用的所謂了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該文的來龍去脈,終於連帶把千年來不少人所懷疑的有關《方言》一書的作偽者考了出來,另見吾人收入有關文史考偽一書內的《《方言》及所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係漢末應劭偽造考正》一文,確定曾永義所引用的〈劉歆與揚雄書〉連同〈揚雄答劉歆書〉及所謂的揚雄的《方言》一書都是出於東漢末年應劭的偽作。

但是明明即使是東漢末應劭偽作〈劉歆與揚雄書〉,那麼此書信裡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是不是只是應把所謂內中的「歌戲」改成是東漢末年應劭時代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呢,只不過時間從西漢改到東漢,相差個二百年呢?

經吾人考證,亦非是。因為,該應劭本來偽作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不是『歌戲』,而是原文乃『歌謳』,而改『歌戲』的乃另有其人,而且其改此二字,也不是指什麼「鄉土小戲」,而是他套用老典故,把『謳』字代以『逸』的古字『戲』而已,其改指逸歌而已。為何可以得知呢?

一如《方言》,應劭指出,為『九千言』,但今本為一萬三千餘言;而應劭指出有十五卷,但今本只十三卷,故今本《方言》已非應劭偽造時原本之舊。而附麗於《方言》的此二篇書信於今存最早的宋本《方言》未附,後之《方言》附入者,多為依明代宋琯的《古今逸史》所引抄入。明末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也只是疏於考正而博抄廣引,內容真偽有待引用者自已去考正了。而問題就出在明代的宋琯此人了。

吳琯此人,對『戲』字有所獨鍾。如其《古今逸史》書中〈凡例〉裡就言及:『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或怪或誣,或褒或陋,不重關於紀事,且無裨於□辭』等語。其中的『戲史』亦吳琯取來的古典故,如詩經《大雅•板》的『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如漢代所謂的毛傳釋『戲豫,逸豫也』,以及《管子•君臣上》:『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亦類同此義。『戲史』猶言『逸史』,乃吳琯自創之名。

『歌戲』的『戲』字,以偽作者應劭的行文習慣來看,原應作『謳』,應劭在《風俗通義‧序》裡,提到了『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以『歌謳』並舉。如此段文字原字數皆一如應劭原文不變動,那麼『戲』字原應劭應作『謳』始符應劭行文性格。

吳琯於編《古今逸史》時,以『僮謠』之『謠』近於『歌謳』之『謳』,故改以『戲』字,一如其於〈凡例〉中提到的『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的『戲』字,改言『逸歌』,即亡佚於民間猶傳唱或保留的古歌之謂。不言『戲歌』,而言『歌戲』,乃依應劭原文的佈詞,『歌』在前,故置『戲』於後,取代原應劭原文的『謳』。

曾永義所謂『歌戲』乃『在鄉土演出的戲曲』或『鄉土小戲』,由以上的層層剥析其錯誤之源,可以明白應劭偽造的〈劉歆與揚雄書〉所引用的『戲』和戲曲的戲字毫無相關,曾永義引喻失義,未探明此文之後世改者的用文習慣,而致吳琯依《詩經》的『戲』字古義的『逸』,而誤為戲曲之戲字,而鬧出了學術笑話出來了。故,凡為學術之人,於古書裡的字字句句的真偽,應有辨別力及上窮碧落下黃泉般的考據能力及毅力,始是忠於學術。(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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