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使用『四上競氣』一語即可證《楚辭》的〈大招〉係西漢人所作

從使用『四上競氣』一語即可證《楚辭》的〈大招〉係西漢人所作

〈楚辭‧大招〉,東漢王逸〈大招序〉以『〈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昔之論者,則多依違於屈原作或景差作之間。直至粱啟超,始以〈大招〉文內有『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句,證明乃漢人之作。沈祖緜《屈原賦證辯》以『劉向以〈大招〉為屈原,惟〈大招〉措辭實襲〈招魂〉,可證其為宋玉以後之人所作,……』(張正體《楚辭新論》引)。

 

按,〈楚辭‧大招〉實西漢時人的作品,既非屈原所作,亦非戰國末年的景差所作。梁啟超的所舉證,已為明顯可證非先秦作品的一證。但是,吾人從此一〈大招〉內的『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之辭,即可見,此〈楚辭‧大招〉必為西漢人所作。

 

何以見得。這就有關此一『四』字,只有西漢人才知其意,而且,還是皇宮內的君臣這些掌政者,始知的一種音樂活動,那就是只存於西漢時的樂府裡供皇家君臣享用的四會樂。吾人曾有《談西漢樂府裡『四會』樂的樂器編制》一文,談到西漢末年哀帝時廢樂府時,廢掉了其中的『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這些人都是西漢時獨有的皇宮內的管樂室內樂團四會樂的編組,其一端實被在宮中為官的劉向在《說苑‧修文篇》有提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所謂的『四』,指的是竽笙簫管這四種管樂吹奏樂器。

 

而〈楚辭‧大招〉的『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正就是描寫管樂吹奏樂器在吹奏,『競氣』就是指竽笙簫管這四種管樂吹奏樂器在彼此相互較量,此起彼落,而熱鬧到了極端高潮(『極聲變』),正見這位〈大招〉作者就是西漢時人,目睹皇室內的四會樂的演出情況,而『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就是呈現這種情景的寫照。

 

而其中的『上』字,指的是出聲表演,即展現及出演之意。而從明代中葉唐順之《稗編》起,一見『四上』,就附會聯想成工尺譜裡的四及上,於是發為先秦已有工尺譜之謬語,流毒至今,不可勝數的學者紛紛中蠱落馬,全都大談工尺譜在先秦已有的謬論。其實,因為四會樂乃西漢樂府未廢除前於宮廷內的一種器樂表演型式,於西漢末年哀帝廢樂府之後,即已滅亡。到了東漢人都已不知西漢有四會樂了,於是,東漢的王逸在注《楚辭》此句時,胡亂把『四上』猜謎式說成了是『四上,謂代、秦、鄭、衛也』,即把它當成了戰國的代、秦、鄭、衛四國去了。更遑論像是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劉宋時期的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裡,用了『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這種不成文意的『四上之調』之用語了,因為,四會樂於西漢末澈底消失,到了南北朝人自不知曉了。

 

其實,今世學者,不止梁啟超已能明辯此大招出自於漢人。就算不能明白西漢四會樂的狀況,但有學者仍可從此『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裡的『氣』字,明白此在描寫『此樂器必為吹管類』,但因為不明『四』指西漢獨有的四會樂的四種吹管樂器,於是又依違成『四上二字既非樂曲名,則為管色之譜字的可能性也甚高』(沈冬:南管音樂體製及歷史初探)去了。(劉有恒,201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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