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成書於王莽主政時期——《周禮》原只有西漢人偽造之《周官‧大司樂》一篇

《周禮》成書於王莽主政時期——《周禮》原只有西漢人偽造之《周官‧大司樂》一篇

一、司馬遷於西漢武帝時《史記》內引用了《周官》,但不表示今《周禮》是真品

《周禮》原名《周官》。最早可見《周官》一名的文獻是《史記》,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內有: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司馬遷既然有明白引用,不可謂西漢武帝時的《周官》一書的不存在。也不可以說,劉歆可以在還沒有出生時的武帝時代就偽造了《周禮》。但也不是如今世把偽書《周禮》因為此證據就說成是西漢早有此書存在,故今本《周禮》為真貨。原因為何?

二、再引西漢成帝時匡衡上奏裡引用的《周官》內容為說

在後日匡衡上疏裡也引用了《周官》的內容,但未明白指出是引用了《周官》:

《漢書‧郊祀志》:成帝初,『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

但西漢劉歆之前,於史料裡明白引用了《周官》二處,一見司馬遷所引,一見匡衡所引。但是無奇不有,兩人所引全都只有今《周禮》裡的〈大司樂〉一章的內容,而且今本《周禮》的文字和西漢劉歆前的《周官‧大司樂》却未完全相同,而是被改過了。也就是說,今本《周禮‧大司樂》內容不完全是西漢時《周官‧大司樂》的內容了,而是被所謂的『發見《周禮》王莽劉歆改動過了。

三、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引文被今本《周禮‧大司樂》異動的部份

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引用的內容: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在今日的《周禮》的『大司樂』篇內有相近。其言指出: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吾人比對司馬遷所引用的《周官》舊篇,和今日的《周禮‧大司樂》裡此段文字,發現今本源於劉歆王莽的《周禮》者,文字有所不同。而也有仔細的學者見此,認為:

『我很懷疑今本《周禮·大司樂》之文中所謂“圜丘”、“方丘”字樣乃西漢後期王莽時所增。其實凡先秦文獻所見祀天正祭之禮,皆曰郊天、郊祀,或逕稱郊,其例俯拾即是,而從不見“圜丘祀天”之說,足見此說非周代祀典之實錄。』

因為:『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處唯云“祀天於南郊”,不云“圜丘”。又《大司樂》載祭地之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而《封禪書》引古《周官》此文則曰:“夏日至,祭地祇。”亦無“方丘”之文。相反,秦與西漢時期,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且以為圜丘在“澤中”,而非“地上”。如《封禪書》云:“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是秦始皇時以澤中圜丘為祭“地主”之所。《封禪書》又云:“其明年冬,天子(指漢武帝)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後土祠汾陰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孝武本紀》及《漢書·郊祀志上》所記同)是漢武帝時亦以澤中圜丘為祭地神後土之所。到西漢末年王莽時,議祀天地之禮,引《周禮·大司樂》之文,始同於今傳本,而不同于《封禪書》所引古《周官》。《漢書·郊祀志下》雲:『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1]

按,楊天宇先生很仔細地考出,那本司馬遷的所見《周官》文字,不與今本《周禮》相同,而且,連今本《周禮》內中所云在圜丘祭天,並非秦漢祭天實況。而方丘祭地,也不是秦漢祭地實況,因為秦漢在澤中圜丘祭地,反證不在圜丘祭天。故,反而從此點,更加證明今本《周禮》已在司馬遷之後被人改動過了。吾人於是可以明確把箭頭指向了西漢末年的劉歆的作偽了。故『西漢末年王莽時,議祀天地之禮,引《周禮·大司樂》之文,始同於今傳本』的原因,就是劉歆變造了它。
四、西漢成帝時匡衡上奏裡引文被今本《周禮‧大司樂》異動的部份

匡衡上疏裡也引用了《周官‧大司樂》的內容:

《漢書‧郊祀志》:成帝初,『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

 

而東漢末的荀悅的《漢紀》亦有言之。《前漢紀‧孝成皇帝紀一》:建始元年,『衡奏議曰。……又言郊柴饗地之意。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天神。歌太族,舞咸池,以竣地祗。』

 

而匡衡上奏裡的『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亦即他引用了當日《周官》舊籍裡的內容,吾人再看今《周禮‧大司樂》的文字是如下的敘述: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

 

吾人比對匡衡上奏所引用的《周官》舊篇,和今日的《周禮‧大司樂》裡此段文字,發現今本源於劉歆王莽的《周禮》者,內容大有增加,如後論。此又是證明了今本的《周禮》並非西漢初年司馬遷及西漢近中晚期的匡衡上奏時所引用的原文。

 

(一)、『歌大呂』改成『奏黃鐘,歌大呂』及『歌太蔟』改成『奏大蔟,歌應鐘』之解構

比較匡衡上奏裡所引用的『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及今本《周禮‧大司樂》裡被添改成的:『奏黃鐘,歌大呂,舞《云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可以發現到,今本《周禮》在劉歆及王莽主事之下,被動了手脚。原先素樸的《周官》裡的『歌大呂』改成『奏黃鐘,歌大呂』,而『歌太蔟』改成『奏大蔟,歌應鐘』。吾人先不談《周官》匡衡引文裡的沒有談『奏』何律調是不是引未全而已。而是天神祭樂的『歌太簇』被改成今《周禮》裡的『歌應鐘』去了,而以『太簇』賦於『奏』去了。此即劉歆及王莽動手脚的精義所在。

 

《周官》舊文 劉歆王莽主導今本《周禮》
以祀天神,歌大呂,舞《雲門》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
以祭地祇,歌太蔟,舞《咸池》 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
以祀四望 [匡衡無引]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
以祭山川 [匡衡無引] 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
以享先妣 [匡衡無引]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以享先祖 [匡衡無引] 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

 

(二)、劉歆王莽依『北斗之神有雌雄』之『雄左行,雌右行』排配陽律及陰呂於六祭

 

《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依原本《周官‧大司樂》,則歌大呂祀天神,而歌太簇祀地祇,而劉歆及王莽首謀的《周禮》則排出了六種祭禮,除原有《周官‧大司樂》的祀天神及祀地祇外,又有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享先祖四祭,而將原有歌大呂,及歌太簇,以『奏』及『歌』各配十二律之一,而陽律者左行,陰呂者右行,於是排成了:

 

劉歆王莽主導今本《周禮》
以祀天神 奏黃鐘,歌大呂
以祭地祇 奏大蔟,歌應鐘
以祀四望 奏姑洗,歌南呂
以祭山川 奏蕤賓,歌函鐘
以享先妣 奏夷則,歌小呂
以享先祖 奏無射,歌夾鐘

 

十二律依次有黃鐘、大呂、大蔟(太簇)、夾鐘、姑洗、小呂(仲呂)、蕤賓、函鐘(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陽律與陰呂相間。而劉歆及王莽的偽改的《周禮‧大司樂》篇,則揉合了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之術來施於其所創天子六祭用樂裡,又把《周官》只有『歌』,增添成了有『奏』『歌』,而『奏』搭配陽律,『歌』搭配陰呂,將陰陽雌雄施於律呂之上,而以陽律有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依天文雌雄元神運斗術之『雄左行』,而依序順行搭配給『奏』。而陰呂有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則依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之術的『雌右行』,逆序搭配給『唱』。故而可以形成如上表所列奇特的依斗術之雄左行、雌右行,而配搭以陽律順行,陰呂逆行的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之術。按,劉歆及王莽之時,讖緯術數之術大行,此一今本《周禮‧大司樂》裡有關六祭的使用『奏』『唱』的十二律分陽律及陰呂,六個陽律配給『奏』,依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之術『雄左行』而順序排配,而六個陰呂配給『唱』,依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之術『雌右行』而逆序排配,於是就發現了,此一今本《周禮‧大司樂》劉歆及王莽對於天子六祭的用樂的『奏』、『唱』,依西漢末年的所謂北斗星竟有雌雄元神運斗含迷信色彩之下,用之於其偽托的周朝初年的作樂,於是就偽跡全都露了。今本《周禮‧大司樂》被滲入了西漢末王莽時代的讖緯迷信之下的內容,於此一目了然。

而且就在班固的《漢書‧律曆志》所敘:『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而是取了劉歆等典領條奏的鐘律書內容,其中即有此等《周禮‧大司樂》的『歌』、『奏』分別使用了『玉衡杓建』的北斗的運斗術的影子,其言: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明『歌』、『奏』也效法了『玉衡杓建』的綱紀,只是劉歆鐘律書沒有深談以『雄左行,雌右行』方式搭配於『合樂』,但更看出今本《周禮‧大司樂》就是劉歆《漢書‧律曆志》裡的鐘律書的體系同源共流,亦看出了《周禮》確經劉歆之手,以其鐘律書相同的理念,將十二律分陰陽二組,以北斗陰陽術數排入六祭所使用的『唱』『奏』之中。

五、驚異發現到,劉歆前文獻所引《周官》只有《周官‧大司樂》,並無其它《周官》各篇明文存世

 

驚異發現到,劉歆前文獻所引《周官》只有《周官‧大司樂》,不論司馬遷所見《周官》或匡衡所引,範圍都在今本《周禮‧大司樂》之中,於是,幾乎在以下所言,劉歆等造偽《周官‧大司樂》出於文帝時竇公,就是明擺著西漢當日的《周官》,原只有《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已,後來才由劉歆全面偽造《周官》,並另有《周禮》之名。

六、劉歆偽造的竇公獻樂書

 

今本的《周禮》裡有『大司樂』一章,在後世的音樂史或對周代禮樂討論裡,常所引用。但此章實疑雲重重。

(一)、《漢書‧文志》裡的竇公奇談

因着在東漢的班固依劉歆《七略》刪節並添以己意而成的《漢書‧藝文志》一志裡,其中竟有一段神鬼怪談,提到戰國魏文侯時的樂人竇公,在西漢孝文帝時竟然可以獻樂書,而考其年紀,則魏文侯至西漢文帝都已至少二百多年,此竇公又何能活到二三百歲來向文帝獻樂書,而且劉歆還指出,獻的就是《周禮》裡的『大司樂』章。劉歆敢悠忽此一神奇怪談,又被班固不查而把怪談當成信史置入他受皇帝御命編定的《漢書》裡,當成正史的一環。故劉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在於替一篇來路可疑的《周禮‧大司樂》章找一個生身父母而已。按,《漢書‧藝文志》係班固採自劉歆的《七略》並依已意增添,而此志內有一段文字: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此段由班固依劉歆之文字的內容而增添者,足勘稱之為語怪之文及天方夜譚了。先辬其虛妄,次辨其為此說的造偽心跡。
二)、釋『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若依《樂記》胡言則純屬虛妄

魏文侯,是開東周戰國時代的作俑者。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承認三家分晉為韓;、趙、魏三國,開戰國紀元之始。而此時,魏國的諸侯王就是魏文侯,時當其即位後的第二十二年。在其前周威烈王十九年,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記:『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幹木之閭常式。』即魏文侯亦為孔子的再傳弟子了。而且還被司馬遷置於《史記•儒林列傳》,稱贊他很好學。不過,好學所好的儒術,以儒者角度亦可視為『好古』。不過,以《漢書‧藝文志》此段文字,所談其『好古』與下文的『樂人竇公』極其有關了。

在《孟子‧梁惠王下》記:『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此魏王乃魏文侯的孫子魏惠王。

《禮記‧樂記》又據以改孟子之事為子夏之事,並把梁惠王改為其祖父魏文侯,而胡亂加以演義之: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後人所補原闕的《史記‧樂書》也抄有此段文字,而間或少許字不同而已。

原來依《禮記‧樂記》裡胡言的魏文侯不喜好『古樂』,『聽古樂,則唯恐臥』(一聽古樂,就昏昏欲睡),而是喜好『新樂』的『鄭衛之音』,『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聽世俗的鄭衛之音,就興致十足)。

於是遂知,《漢書‧藝文志》此段『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文字,如果依《禮記‧樂記》裡胡言,就十足虛妄了,應改正為“魏文侯好鄭衛之音之新樂”。但《禮記‧樂記》純為漢儒胡亂崇子夏等之下之托古之作,無可信性。

三)、釋『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純屬虛妄

 

按,魏文侯斯,東周春秋戰國跨年初期的人物,《史記‧六國年表》,其即位於周威王二年(前424年),即位三十八年,卒於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而西漢孝文帝即位於公元前180至前157年之間。即便竇公一如所有先秦樂人,都是世襲家傳,即便硬講就在他出生的零歲那年,還在襁褓之際,就天賦異禀,能承父業,而至遲又在魏文侯去逝那年的前387年當上了『樂人』,則到了孝文帝的元年,即前180年被文帝找來,而且向文帝獻了書,那年竇公豈不也已是207歲的妖怪了。

(四)、劉歆為《周官‧大司樂找出處乃是造偽此文的目的

以劉歆《七略》所本並添以班固己意的《漢書‧藝文志》此段謊言的目的,就在於替『《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的出現找個理由。為何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本之於劉歆《七略》而有增刪)裡要用虛妄的謊言飾詞編織一個不入流的謊話來騙天下人呢。就在於要證明一篇出處可疑,而劉歆視其為證明其出身神聖正統而找來的一個出身證明,或參閱一些他在秘府(皇家圖書館)裡所見簡冊,含下文敘述到的依《竇公》篇為造偽文靈感,及〈大司樂〉章,參考秘府所藏有關真假不知之周制,運用當日僅存所謂《周官‧大司樂》之篇,而取《周官》之名造偽書《周官》的全本,而使用於其於元始五年的一篇詔文內,以《周官》之名而運用。即《漢書•郊祀志》記王莽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有改祭禮。其言曰: 『《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墬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裡把《周禮•大司樂》內容拿來以《周官》之名義用上,如後述。
於是假托給一個不見於《史記》的一個『樂人竇公』,還給他按放一個生存期間,就是在那『好古』的『魏文侯』的期間直到漢文帝時,活了幾百歲,即,假托魏文侯,捧他是『好古』之下的托古造偽而已。劉歆偽造《周官》全本,而把當日僅有一篇由西漢人偽造的《周官‧大司樂》單章,以己意大改特改,塞入到其偽造的全本《周官》(《周禮》),並混淆《周官》與《周禮》。因為當日,所謂《周官》只有〈大司樂〉一篇而已,而劉歆所偽《周禮》,即便以《周禮》混同《周官》,魚目混珠成秘府發得的周朝故籍,却由其《七略》一書,籍由班固《漢書‧藝文志》而傳於後世,其中的欲蓋彌章,此地無銀三百兩,引據古事的年代紀都如此荒唐,而自露作偽行藏。

但『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按:述見後文)。按,所謂劉向《別錄》今世無傳本,而因其子劉歆增補,而成《七略》一文,被班固採擷後並補增以已意成《漢書‧藝文志》一篇。

《漢書‧藝文志》有《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云:

『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也就是,依此文字所記,自漢初以來,有關樂論方面,到劉向及劉歆父子所見,在哀帝時劉歆成《七略》時,只有《樂記二十三篇》及《王禹記二十四篇》。

而於《禮記‧樂記》的唐代孔穎達在其『疏』裡指出:『鄭玄《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三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於是吾人發現在劉歆所錄秘府圖書裡的劉向始校的《樂記二十三篇》,其中十一篇,被合一而擺入到現《禮記‧樂記》裡成了單篇,而其餘未入於《禮記‧樂記》的十二篇,今亡,而其中的第二十三篇就是名為《竇公》,而於劉向《別錄》記錄下來其篇名。

按,孔穎達似並未見到已亡的十一篇,不過,依鄭玄《目錄》,則此二十三篇都是談的是『記樂之義』。那麼,如此說來,所謂第二十三篇的《竇公》,當亦如現在擺在《禮記‧樂記》裡有關本文所引,依《孟子》而改頭換面成虛妄的魏文侯與子夏談其好新樂而不好古樂,引出子夏一篇大道理的《魏文侯》篇內文一樣,也應是記載虛妄的竇公其人和魏文侯或子夏等論『樂之義』之屬了,斷不會是如劉歆在《漢書‧藝文志》(《七略》的節錄版)裡所說的『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的談官制及職掌為其內容了。所以,此一被偽造成是莫須有的活到漢文帝的數百歲的竇公,此一虛有其人所獻的《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就是一篇來路不明的作品了。而斷非出自漢文帝時查無此人的竇公所獻的了。

也就是,當日在秘府裡,被司馬遷看到的《周官》,只有西漢年間偽造的《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已。後來,成帝初年,匡衡於秘府裡再度見到它,也引用了它。直到王莽專政,劉歆佐之之後,於是得《周官‧大司樂》一篇的啓發,全面偽造全本《周官》,而號為王莽發見《周禮》於秘府之中。

 

此吾對於《周禮》一書作偽的定論,認為西漢初年只有偽造出《周官‧大司樂》一篇,被司馬遷及匡衡所見於秘府裡,後來劉歆依此一『周官』之名當作靈感,偽造全本《周官》,另名《周禮》者,此吾研究多年有關《周禮》偽書後之最後定論。(劉有恒:《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台北,2019.12月)

 

 

 

 

[1] 楊天宇《西周郊天禮考辨二題》(《文史哲》2004 年第 03 期 第 9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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