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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錄的《尹誥》是一篇偽作

(轉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錄的《尹誥》是一篇偽作
房德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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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1]收錄的《尹誥》是一篇偽作,要證明這個觀點,我得從編者為《尹誥》所加《說明》的一處錯誤說起。《說明》寫道:“《尹誥》為《尚書》中的一篇,或稱《鹹有一德》……《殷本紀》雲‘伊尹作《鹹有一德》’,事在湯踐位後,介於《湯誥》、《明居》之間,而孔傳本及《書序》則以為太甲時,列於《太甲》三篇之下,與《殷本紀》不合。按司馬遷曾問學于孔安國,孔安國親見孔壁《尚書》,所說自然可信。現在簡文所敘,很清楚時在湯世,偽《鹹有一德》的謬誤明顯。”這一段有一處錯誤,即說《書序》將《鹹有一德》誤列於《太甲》三篇之下。其實《書序》不錯,它只有一句話“伊尹作《鹹有一德》”,未說作於何時。編者說它錯,可能是因為編者誤把偽古文《鹹有一德》正文開頭的一段話當作《書序》了。

下面是偽古文《尚書》的《鹹有一德》從篇題開始的四段:
鹹有一德
伊尹作鹹有一德。
鹹有一德
伊尹既複政其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德……

編者把第二行和第四行連讀,以為都是《書序》,所以他說《書序》把《尹誥》(即《鹹有一德》)的寫作時間搞錯了,系于太甲時。
這個錯誤似表明編者不知道《書序》有統一的寫法,都是“作某”結束。
編者似又不知道“伊尹作鹹有一德”是屬於“一句一《序》”類型的《書序》。而這種類型的《書序》有其特別的含義。編者不知道其特別的含義,所以未能根據這句《書序》判明《尹誥》是一篇離題萬里的偽作。
《書序》是為每篇《尚書》作題解的,主要闡明各篇的寫作意圖。在百篇《尚書》中有96篇為63序(有合序)都闡明寫作意圖,另有4篇為4序,即“咎單作《明居》”、“伊尹作《鹹有一德》”、 “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這4篇序都只有一句話,似未闡明寫作意圖。孔穎達《正義》對這4篇序的寫法作過解釋,說:“……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他的說法為今文尚書《無逸》和《立政》所證實。《無逸》全篇七記“周公曰”,而無史家敘述文,周公發表議論的主題就是“無逸”,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全篇不但緊緊圍繞“無逸”論說,而且不時出現“無逸”、“乃逸”、“生則逸”、“于逸”、“于遊”等與主題關係密切的詞語。《立政》671字,敘述文19字,其他都是“周公若曰”、“周公曰”,周公講話的主題就是“立政”,講話中6次用“立政”這個詞。由此我們知道《書序》和正文及篇名的關係:《書序》作者概括出篇中議論的主題,以此名篇,所以“作無逸”即“論無逸”,“無逸”即篇名,“作立政”即“論立政”,“立政”即篇名。因為有這樣的關係,所以讀者一看到《書序》就知道這一篇是“誰在講什麼道理”,因此《書序》也就不必再說什麼寫作意圖了。
《明居》已亡,但根據零星的資料也能知道《書序》與正文及篇名的關係。馬融注“咎單作《明居》”說:“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史記》集解)孔安國《傳》注:“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焉。”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說:“案《禮記·王制》,鄭君(鄭玄)以為殷制。其文雲:‘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咎單作之,則咎單為司空官矣。”從上引可知:咎單在湯時任掌管土地、居民等事務的司空,他發表過一次議論,主題是“明居”,是關於居民之法的。所以咎單“作明居”即咎單“論明居”,“明居”即篇名。
再看《鹹有一德》,它原名《尹誥》,郭店楚簡《禮記·緇衣》即引為《尹誥》,而今本《禮記·緇衣》誤作《尹吉》。此篇名是根據文章的體裁擬定的。但《書序》作者概括出篇中伊尹議論的主題是“鹹有一德”,所以與前三例一樣,《書序》只寫了一句話“伊尹作鹹有一德”,即“伊尹論鹹有一德”,“鹹有一德”即篇名。《史記·殷本紀》寫作:“伊尹作鹹有一德。”是根據《書序》寫的。
《鹹有一德》的主題應當是“伊尹論鹹有一德”,這不僅從《書序》的一句話看出來,也為《禮記·緇衣》所引兩條《尹吉》(《尹誥》)所證實。其第一條是:“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第二條是:“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第一條的意思,可以從《禮記·緇衣》在此條前後所引的“子曰”、“詩雲”看出,是講君臣上下相知相信、表裡如一的。[2]第二條中的“周”意思是“忠信”,從《禮記·緇衣》在此條前面所引的“子曰”、“《太甲》”、“《兌命》”來看,這一條是講“慎德”。[3]由此我們知道,《鹹有一德》伊尹論說的主題是“鹹有一德”,論說中會出現“鹹有一德”、“一德”、“德”等詞。讀者讀過之後,會很容易理解伊尹論說的主題是“鹹有一德”。
晉代出現的偽古文的作者懂得這篇《書序》的含義,知道“伊尹作鹹有一德”就應當在篇中讓伊尹申論“鹹有一德”,所以他先寫一段說明,即前引的一段,點明本篇的主旨是伊尹“陳戒於德”,接下去都是伊尹論“鹹有一德”,用詞有“鹹有一德”、“惟天佑於一德”、“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和惟一”、“一哉!王心”等。從形式和風格上看,這篇偽古文和今文《無逸》、《立政》一致,很像是真的。
但是清華簡《尹誥》中伊尹所論卻與“鹹有一德”無關。
簡文112字,照錄如下:

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曰:“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厥辟作怨於民,民複之用離心。我翦滅夏,今後曷不監?”
摯告湯曰:“我克協我友。今惟民遠邦歸志。”湯曰:“嗚呼!吾可(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摯曰:“後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實邑,舍之。吉言。”乃致眾於 亳中邑。
(簡文今釋未照錄《清華簡(壹)》,還參考了其他學者的釋文。)

簡文只在第一句中出現一次“鹹有一德”,而這一句在《禮記·緇衣》中引用過。在伊尹對湯所發表的議論中,連個“德”字都未提到,更何論“鹹有一德”。不但不論德,還反德,講權謀。簡文最後君臣之間的一問一答:湯問:“嗚呼!吾可(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摯曰:“後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實邑,舍之。吉言。”成湯問了一個十分狂妄的問題,他要伊尹為他想出一個辦法,使天下之民都“勿違朕言”,伊尹也真想出一個來,他說把從夏桀那裡得到的金玉都分下去就行了。不知夏桀掠奪了多少金玉,可以分給天下之民每人或者每戶一份,也不知道是不是按月發放,以使他們永遠“勿違朕言”。這是一對狂人在說瘋話。伊尹教成湯治天下之道就是以利誘民,這應該能反映出簡文作者是一個貪婪之徒,他寫出如此銅臭的文章,卻不覺其臭。要知道,中國儒家視《尚書》為“萬世法者”,豈能容它!
如果當年《書序》作者真讀過這篇簡文,那他一定不會寫成“伊尹作鹹有一德”,而得寫成“伊尹作以利誘民”。
簡文完全顛覆了湯、尹的形象。
但是,歷史畢竟留下了這對聖王賢相的一些真實記錄,不是輕易顛覆得了的。就在《尹誥》之前不久,或許只有一兩天,發佈過《湯誥》[4],其文曰: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這是一篇治國大誥,其愛民之情,勤民之意,養民之策,凜然之氣,足以垂範千古。
在此《誥》發佈之後,伊尹作《尹誥》。這時的湯王還會向伊尹問“吾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這樣的問題嗎?伊尹還能以分發金玉作答嗎?如果他這樣作答,則必受重罰,因為他的回答乃亡國之道,屬於湯王嚴禁的“不道”。
《書序》“伊尹作鹹有一德”明確指出本篇主題是伊尹論“鹹有一德”,《禮記·緇衣》引《尹吉》的 “惟尹躬及湯,鹹有一德”也提示了本篇的主題是伊尹論“鹹有一德”,可是簡文作者為什麼置此於不顧,偏讓伊尹發表一通與主題無關的議論呢?他有他的道理。
原來清代學者爭論過《尹吉》和《鹹有一德》究竟是一篇還是兩篇的問題。這個爭論是由鄭玄注《禮記·緇衣》所引《尹吉》“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開始的。鄭玄寫道:“‘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鹹有壹德’。今亡。‘鹹’,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鄭玄認為是一篇兩名。後來學者多采此說。但清代程廷祚、劉台拱、康有為等卻認為是兩篇,他們的理由是:《書序》應解釋原有的篇名,因此“伊尹作鹹有一德”的篇名是“鹹有一德”,而不是“尹吉”或“尹誥”,“尹吉”或“尹誥”是百篇《尚書》之外的一篇,《書序》缺,至於《緇衣》所引《尹吉》中的“鹹有一德”只是偶然與《書序》的“鹹有一德”巧合而已。[5]他們的本意是以此來揭露偽古文《鹹有一德》。偽古文以“鹹有一德”為篇名,卻引了《尹吉》的“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是視《鹹有一德》和《尹吉》為一篇。程廷祚等認為這證明它是偽作。而簡文作者則根據程廷祚等人的觀點,寫了百篇之外的《尹誥》,它的主題當然與“鹹有一德”無關,連個“德”字都沒有。但是程廷祚等人的觀點並不正確,兩篇名明顯為一篇文,《清華簡(壹)》的編者也認為兩者為一篇(見前引《說明》)。[6]
簡文的錯誤看起來很低級,其實頗深刻。類似的錯誤簡文中還有幾處:
簡文中有“湯問”,這不符合《尚書》的“曰”前不稱帝名(號)之例。在《尚書》中史家敘述時可以稱帝王名號(不包括周朝),但是在敘述到帝王要講話時必稱“帝曰”、“王曰”,個別也稱“曰”,如《盤庚》在敘述盤庚的活動之後,接著寫他要講話,即寫“曰”,但另起一段講話時又寫“王曰”,《盤庚》三篇無“盤庚曰”。
翻開《尚書》,滿眼都是“帝曰”、“王曰”,仿作者不需思考,就會依例而寫。可是簡文作者為什麼不依例而寫呢?因為他看到《尚書》中有一處例外,即在《舜典》開頭有“舜曰:‘諮!四嶽……”此時舜已經繼堯,依例應寫“帝曰”,卻寫“舜曰”。正是這個例外成為簡文的根據。簡文作者認為,“舜曰”出現在舜剛繼位之時,那麼《尹誥》所寫是湯剛代桀之時,所以應依舜例,稱“湯曰”,而不稱“王曰”。除了依“舜曰”之例外,簡文作者還知道孔穎達《正義》說過湯無諡法,史家敘述可稱湯,而周有諡法,史家敘述只能稱王,他因此認為敘述湯時可稱“湯曰”。
而事實上“曰”前不稱帝名(號)之例與諡法無關,它是《尚書》的一條重要文例。從《堯典》開始,在堯第一次發話時就寫“帝曰”,此即為例。至於《舜典》的“舜曰”乃特例。正是這一特例成為清代學者辨偽古文《尚書》的一條重要證據。原來,伏生的二十八篇《尚書》中只有《堯典》,無《舜典》,今《舜典》原在《堯典》中,《堯典》先記堯的活動,凡稱“帝曰”都是指“堯曰”,因此在舜繼位後,寫“曰”就不能寫“帝曰”,而得寫“舜曰”,以別於前面的“(堯)帝曰”。在“舜曰”之後,均為“帝曰”。但是偽古文出,因為所造偽古文不夠篇數,加上今文二十八篇,與劉向《別錄》所記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記五十七篇)不合,所以就分拆今文篇以湊數,其中一篇是從《堯典》中分出《舜典》。既然《舜典》已單獨成篇,在舜繼位後就應當寫“帝曰”,卻仍作“舜曰”,這說明《舜典》是從《堯典》中分出的,而不是如偽《大序》所說當年孔壁出書就是兩《典》分離的。由此可見“曰”前不稱帝名(號)之例多麼重要。簡文如果出現在梅賾的《尚書》中,清代學者僅憑“湯曰”這兩個字就能斷定它是偽作。
簡文中還有“摯告湯曰”,也應依例將“湯”改為“王”。《西伯勘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此“王”不能改為“紂”。
簡文中的“摯告湯曰”、“摯曰”的寫法也不合文例。“摯”是伊尹的名,“尹”是他的字。簡文開篇就寫“尹既及湯”,接著又寫“尹念”,而後面突然改寫“摯告湯曰”、“摯曰”。而依文例,這兩個“摯”(名)應當寫為“尹”(字)。《春秋》例有“書字貴之”一條。意思是在通常應書“名”之處,卻因其有功等原因,為表示敬重而特別書“字”。如《左傳》莊公三年經文:“秋,紀季以酅入於齊。”這個“紀季”之“季”是紀侯之弟的字,他的地位是卿,應當書名,所謂“諸侯之卿,例當書名”,但他有功于紀國,所以特別書字“季”,表示敬重,所謂“書字貴之”。此例為後世沿用。古籍中常見某人“以字行”,這是此人受到敬重。如章炳麟字太炎,後以字行,稱太炎。毛澤東字潤之,別人寫信給他稱“潤之先生”,民主人士和他談話也稱他“潤之先生”,他也稱民主人士的字。伊尹有功于湯,史家敘其事當然稱“尹”。先秦乃至後世,凡記伊尹事蹟,均稱“尹”,未見稱“摯”。《尹誥》開始敘其事,已經兩稱“尹”,表示敬重,可是突然又改稱“摯”,難道又不敬重他了嗎?殊不可解。再說,按照一般書寫習慣,順著“尹”寫下去不就行了嗎?何必改來改去的?但作者卻有根據,根據是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
閻氏此書是辨偽古文《尚書》的名著,簡文作者必須研究它,以免自己再犯梅賾偽古文的錯誤。《疏證》第六十一節專論“君前臣名”,是針對偽古文《鹹有一德》篇中伊尹講話中自稱“尹”的錯誤的。這一節很長,其要點是:依例應“君前臣名”,即在伊尹對太甲講話中,他得自稱名“摯”,而不能自稱字“尹”,即不能自貴,但《鹹有一德》卻自稱“尹”,這是一條作偽的證據。簡文作者未看明白這一節話,誤解了“君前臣名”,他以為這是說在寫到伊尹將向王講話時,應當寫“摯曰”,而不能寫“尹曰”,因為“尹”是字。所以他就在本來應順著前文而寫“尹曰”的地方,特意寫成“摯曰”,以符合“君前臣名”。[7]
簡文作者研究《疏證》,就像黑社會頭子研究犯罪學的書籍一樣,是為了“反偵察”,但因為他是個急功近利之徒,水準又有限,看不太明白,反而露出馬腳。
簡文沒有篇名也不合例(簡文篇名《尹誥》是《清華簡(壹)》編者代擬的)。抄寫一篇《尚書》文必抄篇名(通常寫在竹簡背面),簡文《尹誥》乃完整的全篇,何以沒有篇名?原來作者是要表示簡文更古老,其時《尚書》尚無篇名。但是經碳十四檢測,這批簡是戰國中晚期的,而那時篇名已趨於統一。不見郭店楚簡《禮記·緇衣》所引的《尹誥》嗎?它可以糾正今本《禮記·緇衣》所引的《尹吉》。而古籍中記載的《尚書》篇名則更早,《左傳》襄公六年引《仲虺之誥》、三十一年引《大誓》,後來墨子引《湯誓》、《呂刑》、《大誓》等,孟子引《堯典》、《伊訓》、《湯誓》等。
以上是從簡文不符合文例來揭露其偽,下麵從語源、史源來揭露。
閻若璩在揭露偽古文時說:“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概括準確。簡文也如偽古文一樣,幾乎句句有據,或者有語句的依據,或者有史實的依據,卻正暴露出作偽。下面我們逐句來分析:
(一)簡文“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它與《禮記·緇衣》所引《尹吉》(《尹誥》)的兩條對應,一條是:“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另一條是:“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簡文第一句與《尹吉》比較,只有一個字不同。第二句則不但文句有很大不同,而且文意完全不同。對於第二句的不同,李學勤先生在《清華簡九篇綜述》[8]中已經注意到了,因為李先生相信簡文是真,便說《尹吉》錯誤。如果李先生對《清華簡》保持一分警惕性,那就很容易看出來簡文是偽。如果簡文是真,戰國時的簡文已經如此曉暢明白了,那麼《緇衣》的作者抄引時,無論怎樣錯,也錯不成為古奧艱澀的語句。如果說是引者故意修改的,一來引者沒有這種動機,二來也改不成這樣:為什麼在前面加一個“惟”字,在後面加上“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為什麼改“敗”為“見於”,改“念”為“躬”?全都無法解釋。可是倒過來看,簡文修改《尹吉》,以屈就己意,我們立刻就能分析出其修改的過程:簡文作者設計本篇的內容是從伊尹反思夏亡開始,所以他把《禮記》所引的兩條原本不是上下關係的句子,改為上下關係,這就不得不把“惟尹躬”的“惟”字去掉,以接上文;再刪除“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因為其語意不明,又與簡文的主題無關,簡文不論“德”;因為要總結夏亡的教訓,所以改“見”為“敗”,這又是受鄭玄的啟發,鄭玄注說“見”或為“敗”[9],也因為這一個字的改動,又得連帶把“見於”的“於”字刪除,因為不刪除就成為“敗於”,意思就相反了;因為是伊尹反思歷史,所以改“躬”為“念”;又在“天”字後面加“之”字,以符合文言語法。[10]經過這番修改,就造出“尹念天之敗西邑夏”,它本身通曉明白,與上文能夠連接,與下文連接緊密,但是意思與原句完全不同。這是典型的屈就己意的改句方法。偽古文《尚書》大量使用這種方法改句,有時能把意思改成相反的。閻若璩等清代學人一一揭露,其揭露的方法已相當成熟,使其無可逃遁。
“尹念天之敗西邑夏”的意思是說伊尹反思(或思考)了夏桀敗亡的教訓,但依文例,史家敘述文是不能寫人物所思所想的。《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敘》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尚書》主要記言,只在必要處記行,所記之言是史官聽見的,所記之行是史官看見或知道的,但不記帝王所思所想,因為史官不知道。我查閱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光緒朝的一些檔案,未見記載光緒帝想什麼、慈禧太后想什麼。《尚書》只有在人物自述中才有所思所想。如《盤庚》王曰“予念我先神後之勞爾先……”,《多士》王若曰“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雖然,作為檔案的《尚書》其敘述文不記帝王所思所想,但是《尚書》流傳外間以後,成為一篇篇獨立的文章,整理者卻不能不為之加上篇名和必要的背景文字,這樣就可能出現猜度人物心理而加以敘述的情況。然而我們看到,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整理者仍然堅持文例,僅記言記行,而不記所思所想。如:《高宗肜日》開頭敘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其中“惟先格王,正厥事”七個字本來是祖己的心理活動,卻記為“祖己曰”,是記言不記思。《西伯勘黎》開頭敘述:“西伯既勘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其中“祖伊恐”應有心理活動,但只記行不記思。
也不僅《尚書》敘述文中不記人物所思所想,《春秋經》、《左傳》也不記,就是現代人寫的嚴肅的歷史著作、《回憶錄》等,也都沒有敘述某人心理活動的句子,因為作者不知道某人在想什麼。
簡文作者不知有此文例,卻寫“尹念”云云。如果這個句子真是《尚書》中的,它必當寫作:尹曰:“余念……”由伊尹自述其所想。
在《清華簡(壹)》的《保訓》中,也有一句:“王念日之多曆,恐墜保訓。”簡文作者先在伊尹肚子裡作了一陣蛔蟲,又到文王肚子裡作了一陣蛔蟲。
(二)簡文:“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眾,非民亡與守邑。”
“自絕其有民”,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自絕於人民”的文言表達。如果殷初伊尹就能講這樣的話,那麼中國思想史就得重寫。在古籍中,最早明確表達“自絕其有民”這樣觀點的,是宋代輔廣的《詩童子問》和黃倫的《尚書精義》,均作“自絕於民”,前者兩見[11],後者一見[12]。後有人沿用,但不多見。在此之前,最先出現的是“自絕於天”,後有“自絕于國”。從“自絕於天”到“自絕于國”再到“自絕於民”,反映了歷史觀念的變化和社會的進步。
“自絕”一詞首見於《西伯勘黎》祖伊告紂王中:“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這是說紂王自絕于先王,故被天棄之。祖伊所表達的是一種天命觀。祖伊又說:“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孔傳: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民也是天命觀。紂王回答:“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王也是天命觀,他自恃有天命,不怕民怨。兩人對話是在殷將滅亡時,君、臣、民都是天命觀,那麼殷初怎麼能講出“夏自絕其有民”這樣的話來?偽古文《泰誓》也用過“自絕”一詞,是說紂王“自絕於天,結怨於民”,這是符合當時人的觀念的。偽古文造假的水準遠遠超過簡文。
簡文的“非民亡與守邑”一句源自《國語·周語》引《夏書》:“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無與守邦。”簡文作者簡括《夏書》文句而入《商書》(《尹誥》屬《商書》)。這種改句的方法在偽古文《尚書》中也大量運用,有些簡括得非常好,如根據《論語》“譬如為山”一段簡括出的“功虧一簣”,至今流行。
(三)簡文:“厥辟作怨於民,民複之用離心。”
“作怨於民”,最早見於南宋真德秀《大學衍義》卷三十二解釋《尚書·酒誥》文中:“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於民,群酗於酒。”清代周用錫《尚書證義》和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沿用這個詞。真德秀未見過《尹誥》,所以這個詞是他自創。簡文將這一淺顯的注釋文寫入本應古奧的經文中。
“民複之用離心”,這是說民以離心來報復夏桀。這話不合理。想逃離,這是躲避,而不是報復。報復的意思是對報復的對象採取攻擊性行動。在古籍中未出現過以“民”為主語的“民複之”,但出現過一次“為民複之”,正是這四個字成為簡文的根據。先是孟子說:葛伯進行搶殺,所以湯征討他,這是湯“為匹夫匹婦復仇也”。宋代林之奇《尚書全解》在解釋《呂刑》中“報虐以威”的“報”字時,引用了《孟子》這段話,說:“湯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蓋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與民為仇,故為民複之也。此所謂‘報’,即孟子所謂‘複’也。”此段事關成湯,簡文作者必得研究,並事實上加以利用。他的“民複之用離心”這個頗怪異的文言句法,就是脫胎于林之奇解釋《呂刑》的“報虐以威”。簡文改“以威”為“用離心”,“用”即“以”;把“報虐”改為“(民)複之”,“複”即“報”,“之”代“虐”。而“民複之”是截取於“為民複之”。
“用離心”。“離心”不見於《尚書》,最早見於《荀子·議兵篇》:“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後來多用。孔子說過“離志”。這是簡文的語源。其史源是《呂氏春秋·大慎》講到夏桀時民情的一段話:“眾庶泯泯,皆有遠志。”(漢高誘注:“有遠志”,離散也。)《呂氏春秋》為雜家所著,其所述歷史多為野史傳聞,不太可靠。《大慎》的這段話就不可信。《湯誓》湯對夏民說:“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這是臨戰前夏民的狀況,他們怠工,不合作,詛咒,但無大規模逃離之心。
(四)簡文:“我翦滅夏,今後曷不監?”
“翦滅”不見於《尚書》,最早見於《左傳》成公二年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杜預注:“翦”,盡也。)丘緩是說要全部殲滅一支部隊。未見史書有“翦滅國”的用法。“翦滅夏”為用詞不當。[13]“滅夏”一詞最早見於《呂氏春秋·慎大》:“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這一句應當是簡文的根據。“滅夏”一詞是後世史家語,而非時人語。在殷初的觀念中,舜承堯,禹承舜,都是天命轉移,是和平轉移,並非後者滅掉前者,而湯代夏也是天命轉移,只是通過武力轉移,當時的人並不認為是後者滅掉前者,所以《尚書》中未見“滅夏”之說。殷初是怎樣表達“代夏”的,《尚書》無載,但兩條《書序》有說明。一條:“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另一條:“湯既黜夏命,複歸於亳,作《湯誥》。”《夏社》等三篇和《湯誥》都作于殷初立,比《尹誥》略早些日子,其稱代夏一事為“湯既勝夏”和“湯既黜夏命”,而不是“滅夏”。《尹誥》的伊尹當不會說“滅夏”。以後周朝人也提到殷代夏事,如:《多士》周公向“殷頑民”傳達成王的話中有“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殷革夏命”。《多方》成王對諸侯講話時回顧歷史說:“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這裡“刑殄有夏”是滅絕有夏的天命,但未用“滅夏”。就在這一段話之後,成王又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仍然是“代夏”。至於周代殷,也是說“勝殷”(《洪範》)、“將黜殷”(《大誥》)、“殷既墜其命,我有周既受”(《君奭》),而未出現過“滅殷”、“滅商”。至春秋戰國,國與國之間互相兼併,才有了“滅國”之說,史家在回顧歷史時才有了“滅夏”之說。此“滅夏”是從“滅國”而來,它不符合“殷革夏命”的意思,殷代夏、周代殷時無“滅國”觀念。
簡文“今後曷不監”的意思在《尚書》中多次出現,而最為相近的是《酒誥》“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五)“我克協我友。今惟民遠邦歸志。”
“我克協我友”。古籍中無“克協我友”,但分別有“克協”和“我友”,多見。“克協”首見於《曹子建集》的四言詩《帝舜贊》“克協頑瞽”。曹植未見過《尹誥》,因為東漢末的鄭玄說《鹹有一德》“已逸”、“今亡”,“逸”是說它在孔壁出真古文十六篇逸書中,“亡”是說已經見不到了。所以“克協”是曹植獨創。“我友”首見於《詩經》。簡文是拼湊“克協”和“我友”而成。
“今惟民遠邦歸志”。古籍中未見“遠邦歸志”,但分別有“遠邦”和“歸志”,是拼湊而成。
(六)簡文:“湯曰:‘嗚呼!吾可(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摯曰:
‘後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實邑,舍之。吉言。’”
君臣二人的問答很荒唐,卻淵源有自。看《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我們將它與簡文對比一下:《湯誓》“爾尚輔予一人”,簡文“俾我眾勿違朕言”;《湯誓》“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簡文“後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實邑,舍之”。簡文作者認為,在《湯誓》中已說了“大賚汝”,“不食言”,那麼戰勝後就得兌現諾言,所以設計了這一問一答。但是《湯誓》是對將士說的,合理。而簡文改為如何治理天下,卻荒唐。
“勿違朕言”一詞最早見於北魏拓拔燾為魏主時的一道敕諭,以後宋朝皇帝在詔書中用過三次“毋違朕言”。這是魏主和皇帝對自己臣下的要求,所以可以用“勿違朕言”。簡文作者把它用到湯的問話中,要天下之民都“勿違朕言”,這用錯了地方。
“金玉”一詞在《尚書》中未見,而最早見於《老子》和《管子》,但其文句未必是老子、管子所作。在《尚書》中直到殷盤庚時尚是“貝玉”、“貨寶”(《盤庚》下)連用,所以殷初不可能“金玉”連用。
簡文中伊尹兩次當面稱湯為“後”,而不稱“王”,這又是破例。在《尚書》中先有禹當面稱舜為“帝”(《益稷》),後有祖伊當面稱紂為“天子”、“今王”、“我王”(《西伯勘黎》),依例成湯稱王之後應當面稱“王”,而不應稱“後”。特別是《湯誥》中,王已向“諸侯群後”發佈命令,則湯就不再是“群後”中之一“後”。簡文稱“後”可能源自《盤庚》。《盤庚》(中篇)稱其祖湯王為“後”,如:“我先神後之勞爾先”、“高後丕乃崇降罪疾”、“我先後綏乃祖乃父”,“先神後”、“高後”、“先後”,均指湯王。簡文作者可能據此而讓伊尹稱湯為“後”。豈不知,盤庚在“後”之前加“先神”、“高”、“先(神)”等修飾詞,是有意神化和抬高湯,藉以威嚇那些不願遷都的殷民,而非說湯代夏之後就稱湯為“後”而不稱“王”。“後”是君主的意思,帝、王和地方首領都可以稱“後”。在《盤庚》三篇中的“後”也不都是專指湯,如: “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後胥戚,鮮以不浮于天時。”這裡的兩個“後”都是指先世賢君,其中包括湯。在《盤庚》中更多地還是稱湯為“王”,如:“先王有服”、“克從先王之烈”、“紹複先王大業”、“古我先王”等,都包括湯。所以不能據“我先神後”等,就認為湯代夏之後被稱為“後”。
簡文“吾可(何)作於民”,如果單看這一句,這應當是戰國人寫的,因為戰國簡作“可”,通“何”。這個句子表明簡文作者研究過戰國簡,這理所當然,這是他作偽的前提條件。
由以上可見,簡文句句有據,但句句是偽。
以《尹誥》和偽古文《鹹有一德》相比,它在思想性、文字水準和作偽的方法等方面都比後者差得多,所以不能讓它混同於偽古文,而應加區別,稱它“瞎古文”[14]為宜。

附記:2011年1月11日,姜廣輝教授寄給我他寫的《讀清華簡〈尹誥〉劄記》(定稿時改為《〈尹誥〉獻疑》),我表示支持他的觀點。此後多有討論。他又改了兩稿,於2月20日定稿。之後,他建議我也寫一篇,於是我寫了這一篇。我這一
篇在觀點上和他的相同,內容也差不多,只是寫法和強調的重點有不同。
北京大學歷史系 房德鄰

2011-02-28初稿

2011-03-09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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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2]《禮記·緇衣》第九章: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詩》雲:“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3]  《禮記·緇衣》第十五章: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4] 《湯誥》見《史記·殷本紀》,它不同於偽古文《湯誥》。
[5] 參見程廷祚《晚書訂疑》卷三、桂文燦《經學博採錄》卷二引劉台拱、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卷十三。程說:“《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缺焉。”康反駁鄭玄注《禮記·緇衣》所引《尹吉》說:“所引雖有‘鹹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顯異。即以‘吉’為‘告’,亦不能以辭句偶同即斷為‘鹹有一德’。鄭注不足據。”
[6] 關於《尹誥》和《鹹有一德》究竟是一篇還是兩篇的問題,筆者將在另文《關於〈清華簡(壹)〉涉及的幾個學術爭議問題》中再進一步討論。
[7] 《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一節可能引起簡文作者誤解的段落(原文無斷句,照錄):“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爲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 “又按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 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謂伊尹便緣此不自名名其字恐無此事殆又一義證雲。”
[8] 《文物》2010年第5期。
[9]鄭玄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棄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10] 加“之”字之後,取消“天敗”主謂結構的獨立性,使“天之敗西邑夏”成為“念”的賓語。
[11]輔廣:《詩童子問》卷三《揚之水》篇、卷五《菀柳》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黃倫:《尚書精義》卷四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清華簡(壹)》編者釋文此為“捷滅夏”,意思是很快地滅掉夏,也是一解。但“捷滅”在古籍中未見,簡文作者似不會生造此詞,《尹誥》全篇似無作者生造的詞。
[14]從前有人學唐詩,學不好,人們笑稱其詩是“瞎唐詩”。

(轉載)上博楚簡的八卦

(轉載)上博楚簡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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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人一看什麼竹書啊、楚簡出土,一般人只把它當做一個考古發現和新聞。殊不知,這裡面隱藏著很多不為外人所道的秘密,這個上博楚簡,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1994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接到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的電話,說是有一批竹簡,你們上博要不要買?一般而言,凡是從國內流落到香港文物市場上的文物,其買家的選擇是先找歐美的,次找日本的,再找臺灣的,然後再問大陸的。原因很簡單,這個順序和有錢程度一致。不用說,張光裕(在這裡類似于一個經紀仲介)找馬承源先生,說明歐美、日本和臺灣的藏家都看不上。這個沒有看上,原因也不便明說。n年之後,早在馬承源之前看過這批文物的一位臺灣書法家和藏家,直截了當地說,這批竹書裡面有假的。對了,就是這個原因,最後才找馬承源買。馬一看,嗯,檢漏了,買。價格是多少呢。現在透露出來時最開始幾十個竹簡是花了50多萬港幣。後面花多少,就不知道了。總之,不是一筆小數目。

當然,馬先生敢買這批文物,也有一個重要背景,我們不能不考慮。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了一批竹簡,這批竹簡有一萬多字,內容是跟先秦思想史密切相關。這批竹簡的出土,是搶救性挖掘的成果。什麼叫搶救性啊,就是被盜墓盜的差不多了,最後文物部門才來挖。你想,最後挖的都能挖出那麼多寶貝,那麼,前面被盜墓賊搞去的肯定有不少好東西。所以馬先生或許在心中認為他買的這批文物與荊門楚墓的竹書有關。

好了。買回來之後,當然要做鑒定啊。鑒定海外回歸的文物,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1,文物的出土地點;2,文物的年代鑒定。

 

關於第一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學者猜測上博楚簡也郭店楚墓出土文物的一部分,但迄今為止也無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一點。相反還有很多反證,例如上博楚簡有一部文字和郭店簡在內容上是重複的,而內容重複的部分,其竹簡形制卻相差甚遠。這讓人很頭疼,有一個學者說上博楚簡來自郭家崗2號墓,以示和郭店區別。郭家崗其實就是郭店的別名,當然這個結論只能當笑話來聽。當然,這個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也和國內各單位的本位主義有關。在一次召開上博楚竹書的研討會上,湖北有學者曾向上博提出,能不能把上博簡上所附的泥土給我們一些當樣本,拿回去做一下比對研究,這個要求很合理,但上博一口回絕,說我們自己會研究。

關於第二個問題,那就更有趣了。現在公佈關於上博簡的斷代測定,做了兩次:一次是對竹簡本身的碳14測定,這個精確度是正負65年,這個沒有問題;一次是對墨的測定,這個結果很搞笑,結論是可以肯定這個墨是明代以前的。注意,只能肯定這個墨是明代以前,而不是漢代以前。

有人可能會說,僅憑第一個結論,就不是可以肯定竹書的年代和真假了嘛?諸位,現在作偽的,不是我們平頭百姓在潘家園所見的偽文物。這種竹書的作偽,是包括竹簡、書寫的毛筆和用墨都是古代文物。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麼上述兩個鑒定結果反而讓人不放心了。

也許還有人會說,竹簡、毛筆和墨可以用古代的,那麼,文字本身怎麼可能造假呢?有一位北大的古文字學家,德高望重,公開聲明:如果誰能造古文字的偽,我就拜他為師。言下之意,說竹簡文字是不可能造偽的。其實,這也是有問題的,造文字之偽,不是古文字學的問題,而是書法家的問題。如果你藝術修養足夠高,即便你不知道先秦楚文字怎麼寫,但根據其它出土文字來推斷寫字,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也就是前面提到那位臺灣書法家一口斷定上博楚簡是偽造的緣故,他直接說:這些文字我也可以寫的以假亂真。

好。這樣看來,上博楚簡很有可能是假的咯。但為什麼沒有人說呢?原因還是由於馬承源先生在2004年以76歲的高齡,跳樓自殺了。自殺原因,原來是沒有公佈的,現在百度“馬承源”條目也是含糊其辭:

 

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鬱症加上受到偽造竹簡的謠言刺激而跳樓自殺

 

這個表述很有意思,謠言說馬承源偽造竹簡。這個誰都不信,但這個謠言也有一部分是真的,即:上博竹簡有假。

這就夠了。

但為什麼沒有人說呢?很簡單啊,一個上博竹簡養活了多少專家學者啊。說上博簡有假,那無疑是自斷生路。特別是現在清華、北大、湖南大學等眾多高校都紛紛斥資購買竹簡,那麼,這個問題就更加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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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有恒今按):如果是地下出土的明確古物,當然,對於所有出土文物只要抽幾個物件(此處指竹簡)測碳14,其中之一如何,則整批竹簡都可認為此年代。但對於從文物市場買來的不明出處,或滲雜偽竹簡的上博簡,必須逐一測其碳14,必須逐一測其墨,因為來路不明,滲各時代偽簡,怎能找一二看來最舊的測一下就向外宣稱整批都是如此。相信上博拿不出逐一測件的記錄,因為,根本就沒有,經不起驗證。而且上博還說看來其弄來的一批竹簡都是出於一個泥團的,更是怪異。相信這整批竹簡應是乾乾淨淨去除出土泥團,不是烏七八黑拿來賣的。上博可以說其從竹簡上就可以發現尚有泥團的『泥紋』可以證出。請拿出證據,而且是每一支竹簡都有驗過的,不是拿一二支敷衍了帳。

李東懷:《上博藏戰國楚竹書》有作偽嫌疑

李東懷:《上博藏戰國楚竹書》有作偽嫌疑
https://www.xofi.com.cn/article/hqzhfm
近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發現有許多可疑之處,現將問題列在下面,以便求教于海內的方家。

一、上博的“孔子詩論”和“周易”的文字非古蝌蚪文

從已出土的先秦竹書古文字看,主要以蝌蚪文字為主,即近年湖北郭店、包山等地古墓葬出土的文字。據史籍記載,漢代孔壁出土的毛筆墨書竹簡文字和三國時期在魏國(戰國),即今河南汲縣出土的古代簡書文字,皆稱為蝌蚪文字。古人之所以以蝌蚪命名,主要是根據古代簡書文字的字型,也就是說,先秦的簡書文字像蝌蚪形狀,多圓形筆劃,像蝌蚪的上身,多弧形細尖的筆劃,像蝌蚪的尾巴。蝌蚪文字以當代郭店出土的古文字最為典型。就是寫在石片上的《侯馬盟書》(非簡書)因政治原因採用金文的間架結構,而用毛筆墨書,也是用的蝌蚪文字的筆法,即收筆時筆劃細尖。
上博的《孔子詩論》的文字,其字體為扁方右上斜為主,與郭店的蝌蚪文字相比,少用圓筆,是方筆中夾雜圓筆,不似郭店蝌蚪文字圓筆的渾然一體。且《孔子詩論》文字的書寫工具可能是硬筆,而非毛筆,關於這一點從書寫者的落筆和收筆的橫斷中可以看出。這種以現代硬筆的書寫方法加上蝌蚪文字的結構以及蝌蚪文字的元素————圓筆的書寫方法,簡便易行,只是在落筆和收筆的過程中時現楷書和隸書筆法,其中的圓筆提示人們這是古文字。使人臨寫時如同抄寫某同事的筆跡,有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這種文字雖然具有蝌蚪文的元素,80%以上不能算作是蝌蚪文。
《孔子詩論》在行文方面也與郭店楚簡不同,在郭店楚簡中,當孔子說話時用“夫子曰”或“子曰”,而《孔子詩論》則用“孔子曰”。如果“孔子詩論”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此時距孔子生活的時代不遠,當是孔子的後人或弟子在講學、傳授,按照慣例應稱“夫子曰”或“子曰”,如郭店簡書所稱,直呼“孔子曰”似是現代或漢代以後人的口吻。
《周易》的文字書寫時,多以楷書側鋒落筆,橫劃的用力為兩頭重,中間輕,與郭店蝌蚪文相反,是楷書的筆意,撇、捺等筆劃,在郭店蝌蚪文中應為弧形,收筆時逐漸細尖,在《周易》中這些筆劃在該少用力時皆加重筆力,收筆時形成粗重的鈍筆。
《孔子詩論》和《周易》兩篇是上博藏竹書中最為重要的兩篇,《孔子詩論》可能是用硬筆所書,《上博藏戰國楚竹書》第七冊有《吳命》一篇,與《孔子詩論》系同一人所寫,此篇是用毛筆所寫,但缺少毛筆的味道。《周易》是用毛筆書寫的,卻也寫得毛筆之韻少,硬筆之意多,且《孔子詩論》較少使用圓形筆劃,兩者也少用弧形細尖的筆劃,所有這些使得兩篇的文字都不能算作是蝌蚪文字。
在歷史上雖然漢代和三國時皆有蝌蚪文字的出土,但由於當時科技水準的限制,當時的人們根本就無法將出土的文字保存下來,這些古文字只能是曇花一現,看過這種文字的人,只能記得大概的形狀————像蝌蚪,所以後世以想像來製造的偽古文字細尖的筆劃以像蝌蚪的尾巴,如漢代的《說文解字》中所謂的“古文”,三國時魏國的《三字石經》皆如此。郭店竹書為我們提供了最為真確的蝌蚪文字的實物證據,使我們這一代人及後代人有幸目睹蝌蚪古文字的真容。照理郭店竹書出土後為作偽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使作偽者在仿製時更為方便,由於郭店竹書被認定為“戰國楚文字”,《孔子詩論》和《周易》的書寫者顯然不知道郭店竹書就是典型的蝌蚪古文字,即先秦的簡書文字,他們在書寫時為了與郭店竹書有所區別,只在間架結構方面模仿郭店竹書,而以現代硬筆書法的鈍筆作為一筆的結束,兩篇大多如此,而非蝌蚪文字的弧形細尖的筆劃。也就是說,以前模仿蝌蚪文字只能模仿蝌蚪的尾巴,郭店出土真正的蝌蚪文字後,《孔子詩論》和《周易》的書寫者只模仿了蝌蚪文字的上身及五臟六腑,大多數去掉了蝌蚪的尾巴,因此這兩篇的文字皆不能算是典型的蝌蚪文字。再以寫在石片上的《侯馬盟書》為例,其文字雖然不是簡書文字,也是用毛筆書寫的,收筆時也是逐漸減少力量,把筆劃寫得細尖,與蝌蚪文字的尾巴是一致的,這說明先秦墨書古文字是以筆劃細尖為特徵的,古人之所以如此寫,主要是方便、快捷,省事、省時,不象隸、楷下筆、收筆時那麼講究,有那麼多技巧,那麼講藝術,這一特徵符合早期漢字的身份。既然《孔子詩論》和《周易》少有這樣的特徵,許多蝌蚪沒有尖細尾巴,它們便不是先秦古文字。蝌蚪文是判斷先秦簡書文字的唯一標準。

二、《上博藏戰國楚竹書》文字多典型的楷書筆法

縱觀七冊《上博藏戰國楚竹書》,除上述兩篇外其他大多為蝌蚪文,其文字與郭店蝌蚪文相比,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是楷書筆法太多,幾乎篇篇皆有。有的橫折更是典型的楷書風格,如(三)P33、P34第一個“九”字,以及(二)P87“俤”字、“進”字,與“進”字同行的“子”字,橫折的拐角處,皆提按分明,是典型的楷書筆法。也就是說,所謂的《戰國楚竹書》夾有現代楷書的筆法。(二)P17三個“民”字皆結構鬆散,P23“亡備”、P30“以畜”、P95“教”、P101“以視”、P125“生”等字,皆楷法明顯;(三)P94“唯”、P110“出於又”的“又”、P113第一、第三個“又”等字,楷法明顯;(四)P27“心”字結構鬆散且楷法明顯,P35第三個“之”是極為典型的楷書筆法,P38第二個“王”、P77“可”等字,楷法明顯。(五)P31~P39皆為楷書筆法。這裡所舉只是部分,七冊中還有很多。
《孔子詩論》的書寫者,硬筆字寫得匠氣十足,也就是說,有比較穩定的特點,無論怎樣寫,用什麼工具寫,展現的只是那一個特點。七冊中有好幾篇皆出自此君之手,很容易辨認;《周易》的書寫者,從其運筆方面來看,是屬於那種楷書不太過關的一類人。大家知道,蝌蚪文是一種成熟的古文字系統,使用此種文字的人一般都是學者,或是文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上層人物,因此他們將蝌蚪文寫得圓活、靈動,富於流動的氣勢。《上博楚簡》除《孔子詩論》和《周易》兩篇外的其他篇章,皆是蝌蚪文的低級仿品,有的形似墨豬,有的結構鬆散,有的楷書筆法明顯,且是楷書筆法中非常低劣的那種,總之都是初級的仿品。在書畫作偽中,有一種仿得非常像的那種,叫“高仿”,《上博楚簡》的大多數只能稱得上是“低仿”,是仿得不好的那種。

三、材料分析

1、竹簡
a.所謂竹書,就是由竹簡編聯成書,因此在選取竹簡時以筆直的為好,如郭店竹簡多為直簡,少有彎曲。上博楚簡中彎曲的竹簡太多,從竹簡的紋路來看皆為自然生長彎曲,並且是朝左右兩側彎曲,很明顯非成簡後外力所致,這樣的竹簡很難編聯成書,即使編成了也是次品,不便翻閱,彎曲的竹簡太多不符合古人製作簡書的習慣。現將上博竹書中竹簡彎曲明顯的冊數和頁碼列在下麵:(五)P32、P33、P36、P37竹簡底部彎曲;(六)P151有彎曲竹簡,特別是P129彎曲的很突兀;(七)P58、P61有彎曲竹簡,P10彎曲竹簡太多,這麼多彎曲竹簡根本就無法編聯成書。亭亭直立乃是竹子的自然天性,即在古人選擇直的竹子應該不困難才對,這裡所舉只是一部分。在上博楚簡中,還有一類根部寬大的竹簡,如(二)P95、P108、P111、P117、P129、P136、P137、P140、P141、P143等竹簡,如果將這些竹簡編聯成書,便是一頭大、一頭小扇形的書,既不美觀,也不便翻閱和攜帶,這些竹簡皆不是古人製作簡書應有的制式。
b.上博楚竹書是戰國時期的作品,至今至少兩千年以上,但從披裂的竹篾的彈性和韌度看,完全不像是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的竹子。(一)P81、P85、P113;(二)P128、P129;(三)P35、P45、P64;(五)P85等,這些竹絲和竹篾的彈力、張力、韌度、纖細的程度都不是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的舊竹子所能有。(六)P33的竹絲、P40的竹篾、P42竹篾的尖端及P43竹簡右側的兩個竹尖,皆是新竹由現代人經過化學方法處理過才能有的效果。
c.有的竹簡殘斷處系新竹剛加工過的,非自然腐爛、蝕缺所造成。如(一)P15、P16;(三)P16、P63;(七)P97等,皆不是自然腐蝕的效果,這種情況還有很多,不再一一贅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P80、P84竹簡上端和下端的規則的弧形缺口不是自然蝕缺,而是現代人用機器在新竹簡上加工而成的印記,不可能是古人所為。
2、墨
在上博竹簡中,有的字因墨中的水過多,而產生化掉的現象,如(七)P94之“天”字,P101之“而困”二字等。古人的墨和今人的墨不同,不一定會化,即使化,兩千多年後也不一定是這樣的效果。

四、古文字出國鍍金是造假的前奏

中國出土的古文字一般說來是不會出國的,因為出土的古文字是中國的國寶,沒有必要出國,再說國家也不允許古文字出國(包括香港)。出土的先秦古文字出國鍍金是古文字造假的前奏。要保證古文字出土的真實性,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何時,何地,由何人挖掘出土,古文字造假者根本就無法提供這些資訊。要繞過這些問題,古文字必須出國。古文字一旦成為“海歸”,便無人、也無法再追查在何時、何地、由何人挖掘出土這樣一些基本問題。因此,古文字的出國鍍金,為古文字的造假者在國人面前耍花槍提供了魔幻舞臺。即使不出國,到香港走一遭,效果也是一樣的。馬承源先生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的“前言”中,開篇便說:“一九九四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些竹簡”,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接著馬先生介紹竹簡的基本情況:“據《郭店楚墓竹簡》報告,郭店楚墓為一九九三年冬發掘,流散竹簡(即上博簡)為一九九四年春初現,則兩者時間相隔不遠。”又說:“簡文字體,乃慣見的楚國文字。”關於竹簡出土的地點,馬先生更是矛盾百出:“但這批竹簡由於不是發掘品,出土地點是否必為郭店墓地,亦僅是據情況推想而已,並無確證。”大家知道,所謂“出土”就是“發掘品”,既然“不是發掘品”,即為“仿品”,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出土地點”?連馬先生自己也承認:“由於這些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地已無法知道,當時傳聞約來自湖北。”至此,上博的這批竹簡的“出土的時、地”也只是“推想”、“傳聞”而已,“由何人挖掘出土”更是連提都未提。也就是說,上博竹簡的來源是不可靠的。
現代偽造古文字者,大多以名家聯手,高科技撐腰(碳14測定),因此要想打假比較困難。但只要是偽作,總會有漏洞。

南京旅遊職業學院:李東懷

從數學概率推算上博楚竹簡內大多係偽簡

從數學概率推算上博楚竹簡內大多係偽簡

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於香港文物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古竹簡。當時香港學者饒宗頤曾買到了其中一小部份,但數量不明。後來找香港文物鑑定家鑑定出只有十支是真先秦楚竹簡。後來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張光裕就找上海博物館時任院長的馬承源看要不要出錢把香港文物市場上當時所有的那批古竹簡貨全數買下。果然一九九四年上博就出巨資全部買了下來,所謂上博簡是也。但還沒有結果,後來香港文物市場再接再厲又出現了先秦古竹簡了,此時香港有人(朱昌言、董慕節)買下來送給了上博。

吾人現純從數學概率來推算一下。當時饒宗頤只買了其中一批,但那其中在香港鑑定者認為只有十支是真先秦楚竹簡。而饒先生買了多少。其中只有十支是真的,那麼既稱一批,那就應至少二十支了,不然真楚簡有十支,而饒先生買了十多支,那麼結論應稱多數為真簡了。但沒有啊,因此偽簡必多於真簡。也就是說,饒先生當日在香港文物市場所買的所謂先秦楚竹簡,一半以上經發現都是假貨。

但剩下的全入了上博,那麼依數學概率推算,樣本就一半以上是假(或大部份都是假竹簡)。則上博所買的就大部份都是偽先秦楚竹簡囉。此相當簡單的數學概率計算。搞文物者至少大學畢業,亦當有讀過數學概率吧。您們看看,即使不看上博未拿出的所謂為真的證據,那麼,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偽先秦楚竹簡,依數學概率推算,就幾乎令人戒慎恐懼,小心引用來研究,以免成了散播偽學的幫兇了。
至於上博竹簡至今已發行九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內容全都列出來,學者當加存疑,在上博拿出足以公信的證據前,勿上其當。而現今引用這些竹簡寫出的如林的著作及論文,在確定哪些是出自其中的真簡之前,都是沒有學術價值的徒勞之作,或日後損及個人學術名譽,當慎之!尤其像是搞走出疑古的李學勤、楊朝明、廖名春等人的著作引上博簡所作的學術古史而作出的出奇的推斷都應慎之!(劉有恒,2019.11.27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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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2001年11月出版,包括《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3篇。

第二冊,2002年12月出版,包括《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6篇。

第三冊,2003年12月出版,包括《周易》、《恒先》、《仲弓》、《彭祖》4篇。

第四冊,2004年12月出版,包括《采風曲目》、《逸詩》、《柬大王泊旱》、《昭王毀室》、《內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陳》7篇。

第五冊,2005年12月出版,包括《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8篇。

第六冊,2007年7月出版,包括《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9篇。

第七冊,2008年12月出版,包括《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吳命》5篇。

第八冊,2009年12月出版,包括《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有皇將起》、《李頌》、《蘭賦》、《鶹鸝》10篇。

第九冊,2012年12月出版,包括《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于夫子》、《蔔書》7篇。

(轉載) 要說八卦,這個上博楚簡算是這一百年來最大的八卦了

(轉載) 要說八卦,這個上博楚簡算是這一百年來最大的八卦了https://book.douban.com/review/3582610/

外行人一看什麼竹書啊、楚簡出土,一般人只把它當做一個考古發現和新聞。殊不知,這裡面隱藏著很多不為外人所道的秘密,這個上博楚簡,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1994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接到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的電話,說是有一批竹簡,你們上博要不要買?一般而言,凡是從國內流落到香港文物市場上的文物,其買家的選擇是先找歐美的,次找日本的,再找臺灣的,然後再問大陸的。原因很簡單,這個順序和有錢程度一致。不用說,張光裕(在這裡類似于一個經紀仲介)找馬承源先生,說明歐美、日本和臺灣的藏家都看不上。這個沒有看上,原因也不便明說。n年之後,早在馬承源之前看過這批文物的一位臺灣書法家和藏家,直截了當地說,這批竹書裡面有假的。對了,就是這個原因,最後才找馬承源買。馬一看,嗯,檢漏了,買。價格是多少呢。現在透露出來時最開始幾十個竹簡是花了50多萬港幣。後面花多少,就不知道了。總之,不是一筆小數目。
當然,馬先生敢買這批文物,也有一個重要背景,我們不能不考慮。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了一批竹簡,這批竹簡有一萬多字,內容是跟先秦思想史密切相關。這批竹簡的出土,是搶救性挖掘的成果。什麼叫搶救性啊,就是被盜墓盜的差不多了,最後文物部門才來挖。你想,最後挖的都能挖出那麼多寶貝,那麼,前面被盜墓賊搞去的肯定有不少好東西。所以馬先生或許在心中認為他買的這批文物與荊門楚墓的竹書有關。
好了。買回來之後,當然要做鑒定啊。鑒定結果如何呢,我們有空再說吧。(emprieo )

 

劉蔚華:迷霧重重的上博簡

劉蔚華:迷霧重重的上博簡

作者:[劉蔚華]

 

稿件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8期 總第156期。

 

2006年12期《山東社會科學》雜誌刊登了我的一篇質疑上海博物館竹書真偽性的文章,曾在山東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不久,《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雜誌在2007年2月號上作了轉載,此後,一些學術性網站轉載了文章並展開討論,又在全國學界引起了許多肯定或否定的反響,形成了一些零星的討論。2008年2月,發現此文又被海外學術打假的著名網站《新語絲》轉發,不僅在海外引起了注意,一些原來沒有注意到此文的國內學者也有了種種反響。

 

此文發表一年半以來,出現了三次關注的高潮,,特別是在網上開展討論後,議論紛紛,我有必要再寫一些看法,把質疑繼續下去,直到上博出示了與竹書有關的直接的原始檢測證據為止。在此期間,我也和一些盛讚上博簡的學者書面交換過意見,仔細地聽取了可能的反駁意見,從中受到了不少啟發。這樣才形成了這篇小文,再度提出來和諸公商討。

 

在討論中,有先生質問我:“既然你要證偽,請拿出證據來。”這是最常見的反質疑之一。我說:“上博簡原物不在我手中,要求由質疑者拿出證據是不合理的。因為,證偽是證真的反命題。只有證真出示了證明其真實性的證據後,證偽如要加以反駁,才能拿出證偽的證據。,對方承認了這一理由,不再要求我先拿證據。就反過來要求我對竹簡的內容要做出詮釋,看我懂不懂古文字寫的竹筒,能不能從竹書自身找出證據,否則你的質疑就說服力很弱。直到這時,我才發現,雙方爭論的焦點正在詮釋和證據之間。

 

有些學者誤把竹筒的可詮釋性當作了竹簡不偽的證據了。他能詮釋,就證明竹書是真的,如果其中有權威學者做出詮釋,就等於為竹簡提供了“權威證據”,,當然他就很放心了。如果當前對上博筒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對竹筒的詮釋上,而不能提供證明其非膺品的確鑿證據,將來必定會被後人提出來,到那時勢必形成歷史懸案。事實上,我們現在還能補救,趕快重新系統地進行四批竹簡的全面檢測,進行科學鑒定,由上海博物館鄭重公佈這些檢測和鑒定報告。這幾大部竹書就會獲得長久的生命,不然是走不遠的。難道這有什麼需要保密的嗎?

 

竹簡存在詮釋性,能不能代替提供證據呢?當然不能。

 

竹簡是從盜基者手中買來的,,雖然一點不知非法發掘的時間、地點、出土情況,當然更不知其中供研究不可或缺的細節,但無論如何,必須提供對幾批竹簡分別做出的檢測和鑒定。檢測取樣要科學,絕不回避問題,要提供原始的檢測報告或鑒定報告。這方面,不能只由上博代替直接檢測者轉述檢測結論,一定要出示檢測結論的原件。但是,直到現在,上博依然只是不斷重複提供轉述材料,而不出示這樣的原件。這裡可以明確地說:“這樣做不夠,你們不是請過某原子研究機構檢測過竹筒的竹材嗎?還舉出了檢測專家的名字和結論,那為什麼不公佈他們簽署了名字、以完全負責的態度寫出的檢測報告呢?這有什麼困難嗎?或我們的要求過分嗎?

 

為什麼必須是分別檢測幾批竹簡呢?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幾批竹簡是不是屬於同一批?供貨時間距離拉得很長,貨主又未必是同一個主體?能作為同一批竹簡處理嗎,竹筒的歷史時間是都能定位在戰國後期嗎?這些難道不值得搞清楚嗎?

 

另外,鑒於竹筒的作偽者不乏利用盜墓保存下來的古代竹木材料來仿製古簡,僅用碳14測定年代是很容易蒙混過關的。據國家文物出境鑒定江蘇站副站長魯力的揭露說:

 

前幾年,有人拿來一些沾了泥土的漢竹簡要賣給南京博物院,他仔細看了竹簡上的字體,懷疑東西“靠不住”。那個朝代的漢隸寫得非常慢,而造假者急於賺錢,寫得速度相當快,筆意帶有明顯現代書法的特徵。但出於謹慎,他把東西拿到院裡考古研究,用紅外線檢測儀一檢測,發現竹簡上刻的是《戰國策》,如果這東西是真的,就相當珍貴。然後又把竹簡送到在寧的土壤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進行年代測定,檢測的結果都是該竹簡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這樣的一個權威的檢測結果仍然沒有說服他,最後,這批竹簡被送到了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一看東西,就立刻說:“假的,千萬別買,我們就曾上過當。”原來這批東西就是作偽者用出土的西漢棺材板做成的。不過,如果沒有上博的前車之鑒,也很難講南博不會吃這個虧。(韓紅林,宋展雲:《鑒定家VS造假者》《新華報業網》2005—03—16)

 

值得注意,原館長馬承源所說的假竹簡“我們就曾上過當”,指的是哪批竹簡呢,是不是指的這批上博竹書呢?除了這批上博竹書外,上博還在其它竹簡上“上過當”嗎?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除了檢測竹材外,還必須檢測寫字的用墨,看它是不是和竹簡屬於同一時代,這也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為這一部分是可以使作偽者最容易現出原形的證據。

 

比如,幾批竹簡來源不一,如果檢測出它們的時代也不一,那就不能當作同一批竹簡來處理。

 

又比如,那套竹書《周易》,有一種從未見過的紅黑符號,必須檢測所用朱砂或紅墨以及黑墨,是否都是同一時代的顏料?如果是,那就可以證明不是好事者後加在上面的。

 

這樣做,上博所提供的證據是強有力的,它對學者、國家與社會的誠信自然可見。無需多說,這種做法都是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的。我們的質疑,所要追問的就是一一上博簡的全面證據,而不是其它。

 

至於對上博簡的詮釋,當然是必要的。我們質疑上博筒,不是主張不要研究上博簡、反對必要的詮釋,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放心地研究它。其詮釋應當起到“去偽存真"的作用。但就詮釋本身而言,它的說服力,在於列舉事實,而不是藉以回避提供證據。

 

但是,在我們索要證據之時,暫時不寄希望於詮釋,因為連詮釋者也不瞭解證據的情況下,要求它提供證據是不可能的。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充其量,科學的詮釋只能提供“心證”,無助於事實的裁定。所以我在質疑時,暫不作對竹簡的另類詮釋,那樣做只會是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很容易陷入“公婆爭理”的漩渦中去,莫衷一是。

 

當然,我承認,在詮釋中有水準問題,由此說明竹簡內容的水準與價值,不管它是真的還是假的,甚至可以欣賞其企及的高度。有些膺品是很有水準的,特別是藝術品。往往膺品不比原作水準低,很有鑒賞和保存價值。有些藝術鑒賞家往往把張大千的臨摹古畫作品視為比收藏原作還有價值。但即使如此,贗品還是贗品,絕不能代替臨摹的原作。這就是詮釋和臨摹不能逾越的界限。

 

但是高水準的詮釋分析,有被用來代替原作的傾向。似乎認定為高水準的竹簡就是真的,水準低的竹簡可能是假的。理由就是這樣高水準的竹簡,造假者是做不出來的。所以有人斷言,上博簡是十個裘老〈指裘錫圭先生〉也做不出來的。先把造假者的水準估計得很低,而水準高的不會造假。這就是“心證”的一個例子。在研究中,一旦仰仗“心證”認定真偽,就會造成一種主觀的烙印,使當事人不認定為真,是橫豎想不通的。但這種情況,你就是說翻了天,也只是估計了一種可能性,而絕非真正的事實,不能作為客觀真實來認定。

 

在關於上博簡的真偽問題上,上博似乎不大重視提供原始證真的證據的重要性,因此至今沒有理會我的質疑,不予理睬,視若罔聞。這種做法,必然把證真和證偽的爭論,引向把竹筒的可詮釋性和可證實性作了互換,以可詮釋性代替事實的證據。這正是詮釋派的一個誤區。豈不知,證據決定論是只認證據事實的,而不把可詮釋性作為證真的證據來對待。詮釋產生的主要是具體內容與價值判斷,而非存在真實與事實判斷,它不能對“客觀真實”作出切實的展示。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詮釋再多,再娓娓動聽,在提供不出證據面前,都無濟於事!因為二者所要說明的問題,並不屬於同一個範疇。詮釋的運用超越了它所能起作用的邊際,就叫做“過度詮釋”或“虛假詮釋”,不具有確定性,對證據追問不起作用。

 

說到這裡,我覺得這個爭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會豐富我們對詮釋學的認識。

 

在證明真偽的問題上,是證據決定論原則。只有證據具有證明其為真的獨立地位。嚴格說,只要有決定性證據出示,是證真的優勢證據,它就不需要補證什麼了。這時如果能夠佐以詮釋的印證,當然很好。它也有補證作用。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是詮釋性否證,而不是證據性否證,實際上對於裁判真偽是起不了決定作用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遲遲不急於運用詮釋補證法來加強我的立論。這是因為,那只有相對的參考意義,而不具有決定作用。而且,很容易把討論引偏。

 

我的質疑很簡單,就是要求上博出示能夠展示竹簡真實性的證據。

 

(劉蔚華(1934——)原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研究員)

談對上海博物館所蔵所謂楚簡年代之疑———非先秦之簡,或秦或漢初之簡

談對上海博物館所蔵所謂楚簡年代之疑———非先秦之簡,或秦或漢初之簡

近年來風行簡冊,從出土簡帛來校詁傳今先秦古籍,或進而搞有目的性的走出疑古時代,集體性把偽書歪證成真品。吾人不反對真正地下出土之竹簡或帛書的有其重要性。但先決條件是要找到有能力的真正專家鑑定年代,可惜內地這方面實屬弱項,在小房間裡幾個人隨便找某些不知流品的專家就咬定此出土古墓內的竹簡其文字近於先秦楚國?按,是不是先秦楚國或秦代楚地或西漢之初反秦之楚,或西漢楚地的文字形制,又何從區分,該些專家可有明講,或至多胡言支吾?

最可異者乃所謂上博楚簡,所謂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在香港買來,出土地點不知,於是找所謂專家,一口咬定其年代是在戰國中期左右的楚簡,於是一批搞走出疑古的就可以大作文章了。按,上博有否有找國際真正文物鑑定高手來鑑定過,或以內地一二人之自由心證於是就一手遮天?

最令人可疑的,而令吾人認為上博那批來路不明竹簡不是先秦楚簡,而是秦或漢初,甚至香港古玩界高手據一些來路不明楚簡在未刻之無文字竹簡簡片上刻字而造偽亦有可能。而所謂專家一律不分,全部斷為真竹簡了嗎?

令吾人直接起疑的就是其中有所謂的楚竹簡《周易》,吾人認為該批竹簡是冒充先秦的偽竹簡。此指的是,一是有人造偽出偽《周易》,二或是此批《周易》不是先秦楚竹簡而是秦或西漢初的竹簡。為何如此說,因為此批竹簡《周易》都有先秦沒有的所謂以『九』表陽爻,『六』表陰爻的敘述,如什麼『初九』『九二』『六三』等等,此要到西漢初始有(如西漢帛書《周易》)。所謂上博楚竹簡竟然是用西漢《周易》的敘述,此分明是該竹簡非先秦楚簡。

其實,《周易》用九表示陽爻,六表示陰爻,此係後起,所以先秦文獻裡完全沒有踨跡。那是依陰陽五行理論的發展而始有此表示法。按,在陰陽五行說裡,以九表天,以六表人,此即《管子‧五行》裡所謂『天道以九制,地道以八制,人道以六制』。陽爻表示天,用九表示之,此陰陽五行的正傳,而陰爻表地,應以八表之,而西漢帛書《周易》以六表人道,此自秦代尚『六』而起。以六表陰爻,以示人間以六為尊,此秦之道。所以吾人認為,所謂《周易》以九表陽爻,以六表陰爻,此自先秦陰陽五行說又揉和了秦代尚『六』而定規下來,故所謂以『九』表陽爻,『六』表陰爻,是秦代周易研究者立下此則,後之漢代以來遵尚之。先秦楚國又非尚『六』,如真係楚簡,應從陰陽五行而定『九』表陽爻,『八』表陰爻。於是所謂上博竹簡真姓『楚』嗎?真是先秦之簡或只是秦代或漢初之簡呢?

凡重視歷史真相者都應關注此事,不應讓偽說出現在簡帛研究界,而混淆古史及古文獻的真相。也希望上博公開找國際知名文物鑑定家參與鑑定這批出處不明竹簡,以昭公信。(劉有恒,2019.11.25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