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理惑論》乃偽造於南朝劉宋時代的偽書考

《牟子理惑論》乃偽造於南朝劉宋時代的偽書考

 

一、緒言

 

《牟子理惑論》首見於六朝蕭梁時僧祐的《弘明集》卷一所完整收入。而僧祐另一著作《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內則收入了宋齊間陸澄編《法輪》一書的序,在該序所述目錄內即有《牟子理惑論》全文。故今存史料內,最早當於南朝劉宋時的陸澄《宋明帝敕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所見。其記載如下:

『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第一。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眾義者。今總其宗致不復擿分。合之則體全。別之則文亂。

————置難形神援譬薪火。庾闡發其議。謝瞻廣其意。然桓譚未及聞經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掇附也。

————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持載。漢明之時像法初傳故也。

————魏祖答孔是知英人開尊道之情習生貽安則見令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書指存兩事。又支遁敷翰遠國述江南僧業故兼錄。』

 

在目錄裡的『右法論第十三帙(物理集三卷)』即收入『牟子(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傅)』陸澄此人,於《南齊書》裡有傳:『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竝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歎服。……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於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諡靖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依史料,未載宋明帝令其撰佛教的法輪目錄。而傳末云:『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而已。

 

二、歷來論此書的真偽兩方之主要意見

而有關《牟子理惑論》的真偽,明代的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三就怀疑《牟子》是伪作“读其文虽猥浅,而词颇近东京”。。梁啓超為今人之首先質疑者。而周一良於1949年《燕京學報》第三十六期上有〈牟子理惑論時代考〉。而呂澄《中國佛教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79)則指出該書思想出自『〈四十二章經〉之後,陸澄集《法輪》之前,約當晉宋之間』。像是周叔迦、余嘉錫、胡適、湯用彤都拿《牟子理惑論》裡有笮融一事而認定因為該書記此事為實事,故此書為真貨。

 

按,周叔迦、余嘉錫、胡適、湯用彤等人拿偽書內某情節符合史事,於是認定為真。如果此種論調可以成立,世間偽書全可以翻案成了真品了。因為,偽書的所以眩愚人的耳目,就是必有採用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手段,考其人有也,考其事有也。但人事之有之外,餘都是偽造的。

 

以演義之倫即可知,《三國演義》諸葛亮為真,為劉備軍師之事為真,但敷衍出來的草船借箭、借東風、七星燈延命等都是偽造的。如果像從前的周叔迦《牟子叢談》、余嘉錫《牟子理惑論檢討》、胡適《論牟子理惑論:寄周叔迦先生》、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裡的辨偽方法論,則豈不得認定《三國演義》就是三國真史了。因為,諸葛亮為真,為劉備軍師之事為真,諸葛亮有六出祈山等事為真,那麼以一真蓋百偽之下,雖則有其他妄史如草船借箭、借東風、七星燈延命,但一如這些學人的論《牟子理惑論》真偽,即便只舉該書有一真例的笮融之事為真,則可以考定《三國演義》就是字字實錄真貨的真史了!由此可知,不客氣地評論這些人物的論史真偽的方法不合乎科學及理則學而不為過。(按:吾人指其論史真偽係只有三脚貓功力,乃是只就其辨真偽方法論之塵下而言,非談其學問的其他方面。其其他方面的學術優劣,自當就題論題,分別究明。)

 

支持《牟子理惑論》為偽者,多半都拿其文體或內中思想在做比較。但是,吾人認為,史料的認定真偽,首先要先認明此書古人的說法,或此書的著作人是誰,時代是哪個時代。如果考察結果,非原先認定的那個著作人或那個時代,則為偽書,乃後人偽作的。即便思想多高超,或多像往古時代的某人某佛派,都是後之作偽者可以偽造的,不可取信。而且因為,文體或思想,往往見仁見智,也可以偽造。每一種文體或思想,無不有繼承及開創,百樣雜陳,交互影響,個人難拿揑,也難免各說各話,使史料真偽陷入於徒然口舌之爭。

 

如認為《牟子理惑論》內為佛教初入中國時之早年的思想等等,其實,都很難確認。因為,東漢到南朝之間多少譯經都已亡佚,今人所見有限,如何判定《牟子理惑論》所述即為佛教初入中國時的早期的思想,都是無從下手之事,以文獻多闕。而論《牟子理惑論》為真者,也可以拿文體或思想反駁,因為一人一義,各可有說,而當然,拿內中文字一二段為真,而以偏蓋全,於是論定為真,一如周叔迦、余嘉錫、胡適、湯用彤這些人,都是做學問的方法上出了問題,而不可取。

 

取書中一事的成立,即論定為真,當然如上所言,就出了問題。也就是說,辨真很難,你要書中字字為真,才可說此書是真。但如果要論其偽,反而比論真為易,因為,只要找出書中一處關鍵處確實作偽的漏洞,此漏洞不是版本不同,或後人偽添致偽,那麼,此書為偽品的成分就不小了。此所以從古到今,很多辨偽之論,論出很多偽書。不過,也未必因着找出一偽即必偽,此中自有對於不同書籍史料有不同的對應及研究而得找出關鍵處的偽的把捉。關鍵處偽了,那麼,百分百即偽。吾人今談《牟子理惑論》之必為偽書,因為書中關鍵處偽了,於是《牟子理惑論》的是偽書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

 

三、牟子此名號不重要,任何人皆可偽托

 

牟子此名號不重要,任何人皆可偽托。所以即便考真有此人,但此書不一定就是此人所著。前之考辨者,有認為考見牟子有此人,於是此書為真。那麼世間偽書正多托名於某人但實無影響的托名之作,正是偽書界的主流。故辨真有此人,即便有真人,亦不能證明出自於掛名之此人,則辨牟子的此人真偽,又何從決定此書之真偽。

 

像是清末學者孫詒讓〈牟子理惑論書後〉查東漢有牟子其人,及周叔迎《牟子叢談》以《牟子理惑論》所記笮融事件裡真有其事,乃至於認為於是《牟子理惑論》此書為真,胡適及余嘉錫、湯用彤都以牟子書中有笮融事件所述為真,於是認為真有牟子其人,於是認為《牟子理惑論》為真貨,率皆犯此考真辨偽大過誤,今人多從之,適見考偽之學之不振已久,學界泰半都被歷代偽書淪陷,而落入下乘濁土之內。誤人誤已,不乃不考究辨偽之術,而此所以,後人只要詳究辨偽之術,把以往虛名蓋世之所謂學術大師推倒,實乃舉手投足摧枯拉朽。

 

二、舉東漢出土佛教文物論《牟子理惑論》為真,係文不對題

 

最新論《牟子理惑論》為真的新潮流,乃係依據近年來發掘或發現的地上及地下東漢佛教的文物來證明東漢有佛教傳入中國,於是《牟子理惑論》為真。吾人一看此種論調,即知牛頭不對馬嘴,係考辨成為騙人術的盲點。按,這些出土或發見的東漢佛教文物,只能證明東漢時佛教已入該發見地點的中土,實和《牟子理惑論》無關。除非於東漢末出土或發見文物裡發現《牟子理惑論》的漢簡文字或布帛文字,或牟子的任何證據。但實到現在,真正切於《牟子理惑論》的東漢末的古文物都沒有發現。所以如果要談東漢已有佛教傳入,拿這些東漢佛教文物來談,就切題而千真萬確。但和《牟子理惑論》的真偽實無相關。故這些考古新發現一點都不能證明《牟子理惑論》的真或偽。而所謂因而《牟子理惑論》在東漢有誕生可能,也是實無影響,而純屬臆度之辭。

 

三、偽書《牟子理惑論》的『阿基里斯的脚後跟』———永平求法之條

 

『阿基里斯的脚後跟』就是致命的弱點之謂,語出於希臘神話。《牟子理惑論》裡直接命中其作偽的要害的,即吾人於前文裡所談的關鍵點,就是其中的一條: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當最早當於南朝劉宋時的陸澄《宋明帝敕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內引用有《牟子理惑論》一書,其中的如上的內文,比較一下同樣在劉宋時期,范曄寫作了《後漢書》,他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被殺時,此書都尚未完成。而陸澄於宋明帝時寫《法輪》,宋明帝在位期間為公元465~472年。陸澄在宋明帝即位的泰治初即任中書侍郎,到整個宋明帝在位期間都在任上,如《南齊書》所載。吾人比較看,在較早死的范曄的《後漢書‧西域傳》: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試比較《後漢書‧西域傳》上引之有關『明帝夢見金人……』,及《牟子理惑論》的: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一比較之下,《後漢書‧西域傳》文字簡單,而《牟子理惑論》把《後漢書‧西域傳》的正史當成底本,大大舖張偽增許多內容,成了荒唐的野史。於是即知《牟子理惑論》之出必晚於《後漢書》之作。

 

又按,《後漢書》成書的參考眾以往的後漢史書之一的東晉(317~420年)的袁宏(328~376年)的《後漢紀》(卷十)也有永平永法的記載:

 

『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而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

 

吾人可以發現,死於420年的東晉袁宏《後漢紀》裡,言:『遣使天竺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到死於公元445年的劉宋范曄的《後漢書》裡,成了言:『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在正史裡的記載都很簡略。

 

更早則於東晉初東晉初年北方匈奴人建立的後趙時石虎(334年–349年在位)時的著作郎王度奏議,有『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嘗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見南朝蕭梁時僧釋慧皎的《高僧傳》卷九《神異上‧竺佛圖澄一》)。可以發現比死於420年的東晉袁宏《後漢紀》的『遣使天竺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更加簡略的『初傳其道』四個字而已。

 

更早於西晉初的惠帝時,有道士王浮,寫作了《老子化胡經》,在東晉末竺道祖的《晉世雜錄》裡指出:『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其中,乃初述及東漢明帝感夢事:

『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即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涅磐,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初偽造明帝『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寫其經……歸。』

 

而《牟子理惑論》則言:『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四、《牟子理惑論》偽造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到宋明帝任內(公元465~472年)之間

梁啓超有《牟子理惑論辨偽》之作,亦於1920年所寫的(漢明求法說辨偽),於說明《牟子理惑論》時,指出:『東晉劉宋間人偽作』。而一如上述所證,吾人今證此《牟子理惑論》乃出於《後漢書》作者范曄未完成而死之年的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到陸澄集《法輪》之前,而陸澄於宋明帝時寫《法輪》,宋明帝在位期間為公元465~472年。則《牟子理惑論》當成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到宋明帝任內(公元465~472年)之間。一看這個時間跨度只有約二十年。

 

又,日人常盤大定(1870~1945)於1938年的〈漢明求法說研究〉(《中國佛教的研究》,春秋社)一文裡,認為《牟子》是劉宋時期冶城惠通此僧人的偽作,因為《弘明集》卷七所載其《駁顧道士夷夏論》與《牟子理惑論》有很多論點相同。按,南朝劉宋顧歡寫《夷夏論》前人認為在宋明帝死後的公元474~477年,時間點和被認為陸澄寫《法輪》的宋明帝任內(公元465~472年)之間,約有幾年的出入。但陸澄寫成《法輪》當不在宋明帝任內,而在其死後數年始完成,亦甚為合理,故常盤大定的推測惠通此僧偽作有成立性,即便不成立,但亦為惠通同時人所著,完成時間點就在約顧歡寫《夷夏論》之前的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到宋明帝任內(公元465~472年)之間。(劉有恒,2019.11.14於台北)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