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蔚華:迷霧重重的上博簡

劉蔚華:迷霧重重的上博簡

作者:[劉蔚華]

 

稿件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8期 總第156期。

 

2006年12期《山東社會科學》雜誌刊登了我的一篇質疑上海博物館竹書真偽性的文章,曾在山東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不久,《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雜誌在2007年2月號上作了轉載,此後,一些學術性網站轉載了文章並展開討論,又在全國學界引起了許多肯定或否定的反響,形成了一些零星的討論。2008年2月,發現此文又被海外學術打假的著名網站《新語絲》轉發,不僅在海外引起了注意,一些原來沒有注意到此文的國內學者也有了種種反響。

 

此文發表一年半以來,出現了三次關注的高潮,,特別是在網上開展討論後,議論紛紛,我有必要再寫一些看法,把質疑繼續下去,直到上博出示了與竹書有關的直接的原始檢測證據為止。在此期間,我也和一些盛讚上博簡的學者書面交換過意見,仔細地聽取了可能的反駁意見,從中受到了不少啟發。這樣才形成了這篇小文,再度提出來和諸公商討。

 

在討論中,有先生質問我:“既然你要證偽,請拿出證據來。”這是最常見的反質疑之一。我說:“上博簡原物不在我手中,要求由質疑者拿出證據是不合理的。因為,證偽是證真的反命題。只有證真出示了證明其真實性的證據後,證偽如要加以反駁,才能拿出證偽的證據。,對方承認了這一理由,不再要求我先拿證據。就反過來要求我對竹簡的內容要做出詮釋,看我懂不懂古文字寫的竹筒,能不能從竹書自身找出證據,否則你的質疑就說服力很弱。直到這時,我才發現,雙方爭論的焦點正在詮釋和證據之間。

 

有些學者誤把竹筒的可詮釋性當作了竹簡不偽的證據了。他能詮釋,就證明竹書是真的,如果其中有權威學者做出詮釋,就等於為竹簡提供了“權威證據”,,當然他就很放心了。如果當前對上博筒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對竹筒的詮釋上,而不能提供證明其非膺品的確鑿證據,將來必定會被後人提出來,到那時勢必形成歷史懸案。事實上,我們現在還能補救,趕快重新系統地進行四批竹簡的全面檢測,進行科學鑒定,由上海博物館鄭重公佈這些檢測和鑒定報告。這幾大部竹書就會獲得長久的生命,不然是走不遠的。難道這有什麼需要保密的嗎?

 

竹簡存在詮釋性,能不能代替提供證據呢?當然不能。

 

竹簡是從盜基者手中買來的,,雖然一點不知非法發掘的時間、地點、出土情況,當然更不知其中供研究不可或缺的細節,但無論如何,必須提供對幾批竹簡分別做出的檢測和鑒定。檢測取樣要科學,絕不回避問題,要提供原始的檢測報告或鑒定報告。這方面,不能只由上博代替直接檢測者轉述檢測結論,一定要出示檢測結論的原件。但是,直到現在,上博依然只是不斷重複提供轉述材料,而不出示這樣的原件。這裡可以明確地說:“這樣做不夠,你們不是請過某原子研究機構檢測過竹筒的竹材嗎?還舉出了檢測專家的名字和結論,那為什麼不公佈他們簽署了名字、以完全負責的態度寫出的檢測報告呢?這有什麼困難嗎?或我們的要求過分嗎?

 

為什麼必須是分別檢測幾批竹簡呢?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幾批竹簡是不是屬於同一批?供貨時間距離拉得很長,貨主又未必是同一個主體?能作為同一批竹簡處理嗎,竹筒的歷史時間是都能定位在戰國後期嗎?這些難道不值得搞清楚嗎?

 

另外,鑒於竹筒的作偽者不乏利用盜墓保存下來的古代竹木材料來仿製古簡,僅用碳14測定年代是很容易蒙混過關的。據國家文物出境鑒定江蘇站副站長魯力的揭露說:

 

前幾年,有人拿來一些沾了泥土的漢竹簡要賣給南京博物院,他仔細看了竹簡上的字體,懷疑東西“靠不住”。那個朝代的漢隸寫得非常慢,而造假者急於賺錢,寫得速度相當快,筆意帶有明顯現代書法的特徵。但出於謹慎,他把東西拿到院裡考古研究,用紅外線檢測儀一檢測,發現竹簡上刻的是《戰國策》,如果這東西是真的,就相當珍貴。然後又把竹簡送到在寧的土壤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進行年代測定,檢測的結果都是該竹簡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這樣的一個權威的檢測結果仍然沒有說服他,最後,這批竹簡被送到了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一看東西,就立刻說:“假的,千萬別買,我們就曾上過當。”原來這批東西就是作偽者用出土的西漢棺材板做成的。不過,如果沒有上博的前車之鑒,也很難講南博不會吃這個虧。(韓紅林,宋展雲:《鑒定家VS造假者》《新華報業網》2005—03—16)

 

值得注意,原館長馬承源所說的假竹簡“我們就曾上過當”,指的是哪批竹簡呢,是不是指的這批上博竹書呢?除了這批上博竹書外,上博還在其它竹簡上“上過當”嗎?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除了檢測竹材外,還必須檢測寫字的用墨,看它是不是和竹簡屬於同一時代,這也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為這一部分是可以使作偽者最容易現出原形的證據。

 

比如,幾批竹簡來源不一,如果檢測出它們的時代也不一,那就不能當作同一批竹簡來處理。

 

又比如,那套竹書《周易》,有一種從未見過的紅黑符號,必須檢測所用朱砂或紅墨以及黑墨,是否都是同一時代的顏料?如果是,那就可以證明不是好事者後加在上面的。

 

這樣做,上博所提供的證據是強有力的,它對學者、國家與社會的誠信自然可見。無需多說,這種做法都是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的。我們的質疑,所要追問的就是一一上博簡的全面證據,而不是其它。

 

至於對上博簡的詮釋,當然是必要的。我們質疑上博筒,不是主張不要研究上博簡、反對必要的詮釋,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放心地研究它。其詮釋應當起到“去偽存真"的作用。但就詮釋本身而言,它的說服力,在於列舉事實,而不是藉以回避提供證據。

 

但是,在我們索要證據之時,暫時不寄希望於詮釋,因為連詮釋者也不瞭解證據的情況下,要求它提供證據是不可能的。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充其量,科學的詮釋只能提供“心證”,無助於事實的裁定。所以我在質疑時,暫不作對竹簡的另類詮釋,那樣做只會是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很容易陷入“公婆爭理”的漩渦中去,莫衷一是。

 

當然,我承認,在詮釋中有水準問題,由此說明竹簡內容的水準與價值,不管它是真的還是假的,甚至可以欣賞其企及的高度。有些膺品是很有水準的,特別是藝術品。往往膺品不比原作水準低,很有鑒賞和保存價值。有些藝術鑒賞家往往把張大千的臨摹古畫作品視為比收藏原作還有價值。但即使如此,贗品還是贗品,絕不能代替臨摹的原作。這就是詮釋和臨摹不能逾越的界限。

 

但是高水準的詮釋分析,有被用來代替原作的傾向。似乎認定為高水準的竹簡就是真的,水準低的竹簡可能是假的。理由就是這樣高水準的竹簡,造假者是做不出來的。所以有人斷言,上博簡是十個裘老〈指裘錫圭先生〉也做不出來的。先把造假者的水準估計得很低,而水準高的不會造假。這就是“心證”的一個例子。在研究中,一旦仰仗“心證”認定真偽,就會造成一種主觀的烙印,使當事人不認定為真,是橫豎想不通的。但這種情況,你就是說翻了天,也只是估計了一種可能性,而絕非真正的事實,不能作為客觀真實來認定。

 

在關於上博簡的真偽問題上,上博似乎不大重視提供原始證真的證據的重要性,因此至今沒有理會我的質疑,不予理睬,視若罔聞。這種做法,必然把證真和證偽的爭論,引向把竹筒的可詮釋性和可證實性作了互換,以可詮釋性代替事實的證據。這正是詮釋派的一個誤區。豈不知,證據決定論是只認證據事實的,而不把可詮釋性作為證真的證據來對待。詮釋產生的主要是具體內容與價值判斷,而非存在真實與事實判斷,它不能對“客觀真實”作出切實的展示。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詮釋再多,再娓娓動聽,在提供不出證據面前,都無濟於事!因為二者所要說明的問題,並不屬於同一個範疇。詮釋的運用超越了它所能起作用的邊際,就叫做“過度詮釋”或“虛假詮釋”,不具有確定性,對證據追問不起作用。

 

說到這裡,我覺得這個爭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會豐富我們對詮釋學的認識。

 

在證明真偽的問題上,是證據決定論原則。只有證據具有證明其為真的獨立地位。嚴格說,只要有決定性證據出示,是證真的優勢證據,它就不需要補證什麼了。這時如果能夠佐以詮釋的印證,當然很好。它也有補證作用。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是詮釋性否證,而不是證據性否證,實際上對於裁判真偽是起不了決定作用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遲遲不急於運用詮釋補證法來加強我的立論。這是因為,那只有相對的參考意義,而不具有決定作用。而且,很容易把討論引偏。

 

我的質疑很簡單,就是要求上博出示能夠展示竹簡真實性的證據。

 

(劉蔚華(1934——)原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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