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詩經文評書評

臺灣某詩經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內容平議

臺灣某詩經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內容平議

臺灣學術圈,因為臺灣如彈丸之地一般的狹小,在以商業化掛帥的臺灣,從事國學研究,本為十分不討好及所謂的沒有出路,連工作機會都還和學術圈界的人際關係又大有關係。

尤其近年來,臺灣所謂本土化的興起,使國學方面,在脫漢思維埋伏的臺灣,己有更明顯的態勢之下。詩經又是一門和大陸有關的學問,又不是臺灣鄉土文學,近年來愈發不受重視,故吾人對於臺灣能從事于國學有關的學界,實也是有所體諒及看重。

但看重與偏袒又是兩回事,因為,就因為臺灣學術圈容量很少,故結黨營派的情事更嚴重。這點其實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少不了的現象,但臺灣的學術圈決不像內地現今這樣有百花齊放的本錢,此省不能留,自有它省可去,而是有所謂『潛規則』,那是在臺灣學界的素奉如神明者,你一定要巴結,不可抗言,不然,小小台灣,走到何處去落脚。

當臺灣詩經學界以胡適這些民歌說信奉者為鼻息的中心,及以毛詩、鄭箋、朱集傳(崇朱子也是受因新儒家之學為臺灣的中國哲學重鎮的影響)這些加上一些清儒之考據說法為木鐸之際,任何異於學術中心思維而匠心獨運的說法,更易引起原既占山頭者傾全力,動用子弟兵等的力量予以打擊。此所以當李辰冬以科學方法,異于傳統抄書匠之研究路子(即李辰冬所說的『權威領導』)而推倒了不止是民歌說,還推倒了左傳等書所指出的有關的作者,並推例了不少毛詩、鄭箋、朱集傳及甚至臺灣詩經學界的屈萬里的詩經著作,指出其中錯誤處不少之時,而埋下了其遭臺灣詩經學界圍剿的種子。這些反對的論著一籮筐,而其實,支持者也有不少,可見于李辰冬的詩經三書內所指出的。

而且,李辰冬其實也反駁不少批判者的文章,一部份收入在他的第三部詩經著作的《詩經研究方法論》,但他也歎當日臺灣學界一味以反對為能事,而不問其書裡的己有所解釋,像是對於臺灣的一個叫做趙制陽的,于二篇文章『星的補述』與『召穆公真的死於征淮夷之役嗎』回復時,也指出了要趙制陽先生『希望細細看過我的書之後來指教』,並又舉實例指出了『趙先生根本不看我的書而只自作解釋,這樣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因為,一如李辰冬所指出的,『我國歷史太久遠了,同一地名、同一人名、同一樣事不知有多少,加以文字語言意義的變遷,任何人只據著一點就可找出許多證據來證明,簡直無法判斷誰是誰非,以致造成現在學術上的混亂局面』,因此,反駁者用其他史書上,另某一白紙黑字,表示李辰冬不合該舉出人物的敘述,故為錯誤,此不能服李辰冬之心,故李辰冬于1976年於其詩經第三書《詩經研究方法論》己做終筆了,不願意再和臺灣學界反對者,從事『根本不看我的書而只自作解釋,這樣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的沒有意義討論下去。不是如該臺灣學棍所說『他也閉口不談了』而己,因為,受到健康問題的日益嚴重,且又想專注於其他有關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寫作,終於1983年病逝前還手不釋卷振筆疾書,至於那些反對者也不是真『可以說把他完全駁倒了』,因為一如吾人從《詩經研究方法論》那些,包括趙制陽在內的沒有細讀而空穴亂批,而李辰冬若還和這種人討論,相信只要有為學的骨氣,就會不屑的。至於該臺灣學人的『臺灣幾位博士研究生談天時也聊到此事,對李辰冬教授的發現,他們很不以為是,只是當作一個荒唐的笑話』,相信這些所謂的研究生,也是臺灣學界一面負面,只為了拿文憑而附和之輩而已,這種人真能代表臺灣的學術裡的高水準嗎。可見夏傳才與臺灣詩學界隔閡太甚,交往也因而良莠不分,實也不能苛責。

但,所謂李辰冬的有關詩三百為尹吉甫一人所作,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詩三百,誇數百年,又跨十五國風,為何音韻如出一人之手,詩經學界解不出此惑,而李辰冬則考三百篇,為出於一人之手,則可以解釋通為何古音與國風無關。不然,就算今日中國一省,各地都還有不同方言及其各自風格的民歌,為何,詩經十五國風,不但沒有民謠的地方口音的特色,而且用韻亦與頌及大小雅無別。像夏傳才、趙制陽等及信裡提到的那幾個只會嘲笑別人而自己空有博士生之名而草包無能的博士生,不就到現在都沒有寫出一篇可以服人的著作加以解釋呢。

而所謂作者不能明白,則所釋詩經三百篇仍到現今都還是權威領導及加上自己的主觀猜謎而己。而此時的權威往往換成了崔述及方玉潤及胡適、高亨、程俊英、屈萬里及教條與庸俗社會學。而李辰冬不止是創了詩經為一人所作,並且又對各篇以更精確的全篇總解,不漏一字,不跳躍式解釋,立下了詩經注解的字字有據為目標的典範,並解析了詩經風雅頌為樂經編次及竹書紀年與易林一書的價值。

因為,像是古本竹書紀年及易林,如李辰冬所析,則其作者亦為知相關詩篇皆尹吉甫一人所作,竹書紀年及易林始會參考立說。並亦考定今日所傳說,據左傳、尚書所記如周公寫鴟鴞,或許穆夫人寫戴馳等等,皆考證為錯誤之說。。。。。。故若善讀李辰冬的詩經三書,實己解開不少詩經的各公案,即便他在科學論證的最後一步的作者決定為尹吉甫一人,確有因太大膽的推測而趺倒,也並不能掩蓋其對於詩經學術上其他如考據及史料方面與詩經注釋方面的成就。

因為是世出少見的英才,因此吠火車之徒,只取一端而藉以要全面抹殺,充見其不自量。因為,此三書只要後世有心人有心好好去讀,詩經的臆說的摧枯拉朽功力必見不凡。像夏傳才先生,此三書都未細讀,而只聽信臺灣學界少數人的雌黃信口認為是定論,真乃偏聽。而且也因此在著作有關臺灣的詩經研究時,把李辰冬放在附注裡沒有拿出學術依據而痛駡,在《20世紀詩經學》(2005)一書的《台港的《詩經》研究》一文的附注裡,未能心平氣和,不動肝火,平等商榷,與人為善,而詬言:『臺灣李辰冬教授曾發佈他“研究”的結論,宣稱《詩經》是一個人做的,把全部詩篇用這一個人的經歷串連起來,在學術界展開不短時間的論爭。胡適先生、錢穆先生都曾當面向李辰冬作過勸告。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大陸有,臺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一副潑婦罵街的衛道人士的張牙舞爪的形象。真是有讀過李辰冬的三本詩經著作嗎,還是受到一些末流著作的影響而向壁虛造乎。

 

其實,夏傳才的批評李辰冬的話用在朱熹及後世學舌之士的詩經民謠說者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因為朱熹純以主觀,沒有舉出有如李辰冬百萬字的論據以證其說那樣的依證據說話,却只憑一己直覺來創「《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正符合了『臆說及奇談怪論』的定義,故而應該可以對於詩經民謠說下一斷語:

『宋代朱熹曾發佈他“心電感應般”的結論,宣稱《詩經》的風是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把全部所謂風者詩篇用『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一句帶過,在學術界造成從古到今餘毒不息的不短時間的學步。像是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的追隨者,古代有,現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

反而內地學者是張啟成先生《海外與臺灣的詩經研究》指出了『在臺灣老一輩的《詩經》學中,屈萬里、王靜芝與李辰冬是三位頗有代表性的學者,屈、王二位以穩健的傳統治學方法而著稱,李氏則以橫掃古說、獨倡一格而聞名。。。。。。李辰冬在《詩經》研究方面是獨倡一格的,他的主要著作有《詩經通釋》、《詩經研究》、《詩經研究方法論》三部,他認為古今學者對《詩經》的作者及成書年代都搞錯了,他確認《詩經》305篇詩歌都是周宣王時期尹吉甫的作品。為此,他花費了不少於10年的時間,引證了大量的資料來證實這一觀點。這種非常獨特的見解,很自然引起了臺灣學術界的轟動,可是除了少數學者給予一定的肯定與支持外,多數學者是反對和否定的。李辰冬的這個觀點當然是難以成立的,但他的著作引證材料相當豐富,對一些篇章詩旨的理解,對一些詩句與詞義的解釋,也有一些可取之處。他在否定傳統詩說的保守方面,有一些積極的因素,但在維護自己的主張方面,則顯得軟弱無力。從客觀事實來判斷,他的10年的努力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但從學貴發疑的角度來看,他仍不失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詩經》研究者。』就十分公允,可見公道不以一二人的偏見而轉移,自在天理人心而不滅。

(劉有恆,臺北)

============================
附:該臺灣學人的《關於《輕易繞不過去》》一信:
(于夏傳才于《天津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公之於世者)
XX先生:
大劄拜讀,久聞閣蔔善詩,時誦華章,亦可謂神交久矣。今遵囑寄上所索的臺北刊物一份,其中刊有先生要看的文章。

《讀書》今年第8期所載《輕易繞不過去》一文,已經讀過。作者阿城先生的文章通脫、清新,不置褒貶而褒貶自在其中,是上乘的書評文章。文章介紹臺灣李辰冬教授研究《詩經》的結論:《詩經》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50年間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這真是驚世駭俗之論。李先生構造了尹吉甫一生從寒微、戀愛、顯達到衰敗的曲折故事,把《詩經》所有的詩篇串起來,像一部傳奇性的小說。我也像阿城先生那樣,不禁“迷惑,釋然,微笑,感慨或大笑”。

李辰冬教授的大論,是60年代就提出來的,在臺灣曾經一時沸沸揚揚,他自己寫了不少,但沒有人信他。不但胡適、錢穆先生等老學者直接或間接向他提出忠告,還有不少與他同輩的學者撰文批駁,可是1978年他還是印出書來,但臺灣學術界的又一輩還是不信他。批評他的文章很多,他也閉口不談了。李論在臺灣的反應情況,從寄去的刊物可以看到一點,據林慶彰博士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批評文章不少,可以說把他完全駁倒了。前些時,我與臺灣幾位博士研究生談天時也聊到此事,對李辰冬教授的發現,他們很不以為是,只是當作一個荒唐的笑話。

在臺灣的學術論壇上,這個題目已經無人再議論,李辰冬教授也已作古。世事歷來是事過境遷,有些事物自生自滅。臺灣學者研究《詩經》,該怎麼研究還是怎麼研究,李辰冬先生的結論,並不是“繞不過去”的一堵牆。以《輕易繞不過去》為題,非也。

兩岸長期缺乏學術交流,彼岸已經過時的笑話,在此岸還是新鮮的。閣下想就這個題目寫文章,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西北師大趙逵夫教授的文章《中興之業,慷慨之音》,附題是《周宣王中興功臣詩考證》,對尹吉甫及其詩作有考證,可供參考。不過為一個過時的笑話寫嚴肅的文章,值得嗎?

(夏傳才:關於《詩經》研究的通信。1993年10月謹拜。)

原載:《天津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

李辰冬先生談文學欣賞、鑑賞及批評之文摘(之一):《詩經研究方法論》(1976)

李辰冬先生談文學欣賞、鑑賞及批評之文摘(之一):《詩經研究方法論》(1976)

『我們治學,以前都是權威領導;而權威領導是暗中摸索,假如你所認為的權威人物錯了,也就永遠錯下去。科學方法是法則領導;法則領導是高瞻遠矚,時時刻刻以第一手資料為依據,以原理法則為先導,這樣就容易發現真理』(《序》)

『文學作品是情感的表現,所以必須追尋出每篇作品的情感,才能真正了解這篇作品,而每字、每句、每章都為表現這種情感而設,假如找不出情感之所在,每字、每句、每章就失掉了對象』(《詩經研究方法論》)

『文學作品是以形象的文字來表現,所以解釋一句詩時,不僅注意其意義,最重要的還要解釋出其形象』(同上)

『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實際上,一切的好詩,其中都有畫。一定要解釋出這種畫面來,才算真正了解了這首詩』(同上)

『不能象漢儒那樣的章句式,自己懂的就解釋,不慬的就不解釋;也不能像宋儒那樣,只解義理而不注重字句。更不得蹦蹦跳跳,不顧字與字、句與句、章與章的連貫。』(同上)

『凡是增字增義的解釋,都是自己也不了解時的胡亂應付』(同上)

『不得引他人的解釋作解釋,更不得引他人的解釋作定論』(同上)

『全面的知才是真知;只有全面知道了才能知道細枝末節,因為全面的了解是建築在細枝末節的了解上。假如有例外,亦必求其例外的原因,一點不能馬虎;往往馬虎一個字,而這個字可能正是詩義的最重要關鍵』(同上)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稱,必須以周時的文物制度來解釋,不得以後世衍生的意義作解釋』(同上)

『打破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迷信。。。。很容易領導我們一部書還沒有讀完,或一部書還沒有看懂,就抓著一點來假設、來求證,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得的結論正確與否』(同上)

『虛心若谷,不騙不傲的態度,。。可是人們所要求於學者的不是他的態度而是他的正確結果』(同上)

『所謂權威領導,就是在解決一個問題時,先引一種權威學者的學說,如若認為對,就照着這樣講下來,如認不對,再引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引到無窮盡,把自己知道的都引遍了,然後加個按語,就算是問題解決了。。。這種辨法,本來是不懂科學方法時無辦法中的辦法,但要認為這就叫作學問,大錯而特錯。作學問的目的在解決問題,不在誇耀自己的學問廣、知道多』(同上)

『我們的國學研究,實在像瞎子摸象,這個摸到象鼻認為是象,那個摸到象牙也認為是象,只要摸到一部分就都認為是象。永無休止地在摸,也永無休止在認為這就是作學問。』(同上)

『考據學是清儒與現今學治學的最佳武器,使他們在學術上留下輝煌的成就;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點。倘若不能將點連成線,線連成面,面組合成段,段組合成整體,他們的成就到底有多大價值還是問題』(同上)

『我國歷史太久遠了,同一地名、同一人名、同一樣事不知有多少,加以文字語言意義的變遷,任何人只據着一點就可找出許多證據來證明,簡直無法判斷誰是誰非,以致造成現在學術上的混亂局面』(同上)

『我國學術界有一句口頭禪,就是真理愈辯愈明,實際上,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話。因為凡是起爭論的問題,就由雙方都看不到全面而只據一點來立論,假如無法知道全面,只有永遠爭辯下去,誰是誰非不得而知』(同上)

『運用科學方法後,我們知道。。。。風格是統一的,聲韻是統一的,詩句是統一的,無往而不統一,因而發現三百篇是一個人的手筆』(同上)

『三百篇假如分為十五國風、二雅、三頌,那末,聲韻怎會一致呢?這是以前研究詩經的學者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高本漢在《詩經注釋‧序言》說:“那些詩都是非常精熟的作品,節律分明,用韻嚴格而一致,並且常有雕琢的上層階級的用語,使人完全不能相信,那是無知的農民們隨口唱出來的”。確是真知灼見』(《尹吉甫的生平事跡與詩經》)

『漢儒重章句,宋儒重理學,清儒重零星的考據,都不能從廣大精微處而得出原理法則,所以詩經的問題永遠不能解決』(《試以法則來解釋『氓』篇》)

『寫《詩序》的人根本不看詩的本身,只是聽前人怎麼講他就怎麼講,詩義是不是如此,他就不管了』(《釋詩『七月』》)

『學術史上有三個階段:一是耳的時代。這時候的人只是用耳朶去聽,只要是權威人物說的都相信。二是眼的時代。這時候的人對耳朶所聽的往往起了懷疑,於是用眼睛去看,凡是眼睛所證實的就相信。三是手的時代,也就是現代。既不相信耳,也不相信眼,一切事物都要經過實際的分析,實驗的解剖,裏裏外外,面對事實,經過證實後才能相信。』(《談詩經的作者問題》)

『文學批評建築在文學欣賞上,文學欣賞又建築在文學研究上。絕不是把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它幾遍,就可以執筆為批評。欣賞與了解不同;了解僅是字面意義的了解,而欣賞就要透過字句與作者的情感起共鳴。作者是用最恰當的字句來表現他的情感,我們就得從作品的一字一句來追尋作者的情感,就是批評家的任務。可是從作品的一字一句來追尋作者的情感就需要各色各樣的研究方法,絕不是僅憑主觀就能得到的。』(《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朱熹說:讀《詩經》,就像讀唐詩,讀它幾十遍,自然就可以了解。不是的,唐宋兩代相連,文物制度差不多,唐人的詩,宋人多讀幾遍可以了解;周朝的文物制度與後世大不相合,文字雖是相同,而意義大有變化,如果不能回到周朝的文物制度、語言文字來解釋《詩經》,不要說讀幾十遍,即令讀幾萬遍也無法了解』(《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我無意批評別人,更無意與別人爭一日之長短』(《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一塊荒地』(《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作歷史的研究正是為鑑賞,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文學是情感的表現,任何研究方法都是為追尋作者的情感而設。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道德的、教育的、家庭的、友朋的、文化的、地理的、風俗的、心理的、心理分析的等等方法,都在尋求作者情感的來源;而文法的、修辭的、文體的、韻律的、意象的等等方法都在尋求作者用怎樣的技巧來把他的情感表現出來。這樣就四海歸一,萬變不離其宗,不會再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文字的意義解釋清楚後,現在再作鑑賞的工作。鑑賞與欣賞稍有不同。欣賞是讀者與作者的情感溝通,讀者站在作者的立場,欣賞他文字意境之美,不帶批評意味。鑑賞、除欣賞外,還要加以批評。所以我說,文學批評建築在文學欣賞上,而文學欣賞則又建築在文學研究上。研究的目的就在順着作品的一字一句追尋出作者的心靈,然後再站在作者的心靈上解釋作品的一字一句。真正了解作品,真正知道了作者的心靈,然後再站在作者的心靈上解釋作品的一字一句。真正了解作品,真正知道了作者的心靈,然後才可以談批評。看看他的思想正確與否,情感真摯與否,運用文字的技巧成熟與否,這樣,才是真正做作品與作者批評,這樣的批評才與人心世道有關;否則,都是隔靴搔癢,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講詩而不看詩,這是我國批評《詩經》的一貫方式。。。只是拈出篇中一二個字在那裡大發囈語罷了』(《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一首詩,一定要求出作品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感情背景這五種要素,才能真正了解這首詩。了解之後,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場上來欣賞,欣賞時才知道那一個字為什麼這樣用,那一句詩為何這樣構造,以及他用什麼體裁把他的情感表現出來,表現的恰當不恰當。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在解釋作品,批評是次要的。可是自從有文學批評以來,都是主觀地來批評好壞,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就是這種態度。甚而從古代作品裡歸納些法則,強迫加在其他作家身上,如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我國的劉勰。』(《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有一位朋友想研究杜甫,他把《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等各書找來,可是發現不出與杜甫有關的史料。假如他從杜甫作品的一字一句作起點,依據杜甫所提到的地名、人名、史事、社會制度,風俗人情,那麼,《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等等有關的書籍都有莫大的用處,也真正發現杜甫的歷史背景了。』(《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詩經》,假如不從周時的文物制度着手,永遠無法了解』(《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詩經》,不從作者着手,是永遠無法了解的』(《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作者對作品了解的重要。沒有作者絕對不會有作品,作品是作者心靈的表現。了解作者愈深,對他的作品了解也愈深;可是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研究作品的人偏偏就不注重作者,這是文學研究上產生種種誤解的重要原因。』(《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講到語言異聲的問題,更可證明詩三百篇是一個人所寫。我們且引幾段古聲韻學家的話來證明。顧炎武在《音學五書》敘說:“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逑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是呀,既然“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為什麼三百篇『以十五國風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沒有改變呢?。。。。江永在《古韻標準‧例言》也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既然『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為什麼“古音犂然”?所以楊家駱先生有一天碰見我說:“我贊成你的說法,《詩經》是一個人所寫;不然,詩韻不可能那末劃一。我以前常常懷疑這個問題,既然是一個人所寫,問題也就解決了”』 (《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要想批評某篇或某部作品,必先用各種方法來了解這篇或這部作品。試問,你對人家的作品根本不了解,怎麼作批評呢?除過主觀而外,還有什麼呢?數千年來,對於《詩經》的批評不就是這樣麼?主觀批評,除了製造糾紛而外,還有什麼好處呢?』(《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一切新的學說,都是經過四個階段才被世人承認。第一個階是冷淡,不予理會;第二階段是謾罵,打擊;第三階段是懷疑,討論;第四階段才正式承認。』(《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興與詩義無關,它只是把詩興起來,與詩義並無必然的關係。。。興只是表明唱詩的地點,至於詩中所敘述的事情並不一定發生在這裏。』(《再答劉明儀女士》)

『作家研究建築在作品繫年上。緊年愈精,作品的了解愈深,因而對作家也愈了解。否則,都是無根之談。』(《我的治學經驗》)

『朝代變了,文學不一定馬上變,一定得這一朝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宗教、思想改變了,作家的意識才會改變,因而文學作品才改變。』(《我的治學經驗》)

李辰冬曾回復趙制陽對其詩經研究『自作解釋』的批判—兼談夏傳才對於李辰冬的謾罵

李辰冬曾回復趙制陽對其詩經研究『自作解釋』的批判—兼談夏傳才對於李辰冬的謾罵

 

李辰冬的該文見於:《敬答趙制陽先生(李辰冬)────『星的補述』與『召穆公真的死於征淮夷之役嗎』兩文的答覆》 (李辰冬《詩經研究方法論》頁313至322)

─────────────────────

按:於李辰冬出版他的《詩經通釋》《詩經研究》,以層層證據串證出詩經必出自一人之手,即西周晚期的尹吉甫之後,時正當內地處文革十年浩劫,故正處於內地一切學術研究停頓之際,故無人注意及此;而於台灣學界,則正式於專門著作裡批判李辰冬的有二人,一為蘇雪林於《詩經雜俎》,二為搞《詩經虛字通辨》、《詩經賦比興綜論》這些文字學及文學的趙制陽於《詩經名著評介》裡。 而趙制陽部份批判李辰冬的文章,李辰冬於1983年去世前的生前適見,故有為文回覆,並收於李辰冬《詩經研究方法論》一書中,指出了趙制陽的文章裡的沒有細讀李辰冬的文之下的自作解釋為文率意批判,故有舉實例要趙制陽先生『希望細細看過我的書之後來指教』,並又舉實例指出了『趙先生根本不看我的書而只自作解釋,這樣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1973)。

 

李辰冬過世後,趙制陽的《詩經名著評介》出書了,而且還一連出了三集,書中把各詩經名著以自己的學問方法品頭論足了一番,當然也把其對頭的李辰冬的著作批評的一無是處。如果,不是因為李辰冬曾出版過《詩經研究方法論》一書,就指出了趙制陽批評其作的論據裡的致命傷,於是見趙制陽之書者,若缺少慎思明辨的功夫者,真還以為其論真是具有顛撲不破的價值存在呢。

 

當兩岸恢復交流後,趙制陽於內地詩經學會會長的夏傳才到台灣訪問時見了面,而夏傳才於是回到了內地,為趙制陽後續出版的《詩經名著評介》寫了篇吹捧的序文,於文內表示『臺灣趙制陽教授是海峽兩岸同行都很熟悉的詩經學專家。20多年以來,他一直以研評“詩經學”名著為題,發表了一系列專論,先後彙集為《詩經名著評介》三集。第一集出版於1983年,第二集出版於1993年,第三集1998年付梓。三本書共彙集論文46篇,近80萬言。從纍纍碩果,足見其用功之勤。』(《唐山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而且他還賣了一帖義正辭嚴的藥:『有節,我認為就是心平氣和,不動肝火,平等商榷,與人為善。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捉辮子』,但他自己,在《20世紀詩經學》(2005)一書的《台港的《詩經》研究》一文的附注裡,卻未能心平氣和,不動肝火,平等商榷,與人為善,而詬言:『臺灣李辰冬教授曾發佈他“研究”的結論,宣稱《詩經》是一個人做的,把全部詩篇用這一個人的經歷串連起來,在學術界展開不短時間的論爭。胡適先生、錢穆先生都曾當面向李辰冬作過勸告。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大陸有,臺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一副潑婦罵街的衛道人士的張牙舞爪的形象。真是有讀過李辰冬的三本詩經著作嗎,還是受到一些末流著作的影響而向壁虛造乎。

 

其實,夏傳才的批評李辰冬的話用在朱熹及後世學舌不思之士的詩經民謠說者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因為朱熹純以主觀,沒有舉出有如李辰冬百萬字的論據以證其說那樣的依證據說話,却只憑一己直覺來創「《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正符合了『臆說及奇談怪論』的定義,故而應該可以對於詩經民謠說下一斷語:

『宋代朱熹曾發佈他“心電感應般”的結論,宣稱《詩經》的風是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把全部所謂風者詩篇用『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一句帶過,在學術界造成從古到今餘毒不息的不短時間的學步。像是這類臆說和奇談怪論的追隨者,古代有,現代也有。標新立異,不過是想嘩眾取寵。讓他說去,沒人理他,他自然就不說了。』

 

所以,為了正視聽,不能不把李辰冬此文提醒世人,以見趙制陽及夏傳才之學尚有增進的極大空間。(劉有恒)

 

 

從李辰冬的詩經研究談周太師尹吉甫的整理詩經版本

從李辰冬的詩經研究談周太師尹吉甫的整理詩經版本

李辰冬先生(1907-1983),在詩經方面可說是在研究方法上為古來惟一大家,他有一研究結論,詩經全部係西周宣王時期的尹吉甫所作。其結論不是敝人所同意的,但經其嚴密的考證之下,確實,更多的詩經篇數確為出自尹吉甫之手,而不是只有在詩文內有據的『吉甫作誦』的《大雅·烝民》及《大雅‧崧高》二篇。而且,其研究的方法,及其中考據立論的科學解析精神,都是二千年中,所有古來研究詩經的古今所有學人之中,縱深度及廣角度都難望其項背的。其有關詩經的兩本大作《詩經研究》及《詩經通釋》, 1969年寫成,其研究內容之深刻精要,不只於詩經作者一層面,而實為詩經各篇的內容及所有詩經的難解習題上,其研究都有涉及到,及有突破及啓發,足以讓所有詩經研究者汗顏。如對於民歌說也從根拔起,完全擊中自歐陽修、朱熹以來,脫口秀式的未有學術水平之信口開河,及對於毛詩傳箋的錯誤亦予以批駁,其研究,如,依金文及竹書紀年及詩經及史記等史料並考,而考證出詩經公案裡的召公及召伯及召虎為不同三人,而召伯實為召虎的父親,召公又為召伯開國的先祖。足以解開此詩經公案,即為一例。

按,其考尹吉甫為詩經的作者,訂出座標,即出現詩經各篇裡的同一辭,即為一個座標,如東山,如南山,都確有實指,如詩經有出現的『仲氏』此一女子,李辰冬即訂其為一座標,而指向詩經各篇,凡有仲氏者,皆實指尹吉甫的妻子為仲氏。其把詩經各篇的內容,都訂出了經緯而串出了尹吉甫一人的生活愛情及事功,其中像是一些座標,如該一仲氏,凡詩經內言仲氏的各篇都是指一人,如此一來,若果成立,則詩經的各篇即被撕裂置放於十五國風、大小雅、頌的各篇,就被打破了,成了一人的故事了。此其方法,如果真是三百篇中,每一地名只為確只一地,或『仲氏』,確指一人等等,則也許必須得出,這些詩篇出自一人之手,但是,成也其論,敗也其論,此所以其結論不為正確,或可以說,己有不少被發現有穿鑿附會之處,如台灣蘇雪林於《詩經雜俎》一書裡,大大指出其論說中的錯失之處,不為無見。但是蘇雪林是民歌說的胡適、陸侃如的追隨者,其反對李辰冬,不是為求真,只是站於民歌說反對詩經成於貴族尹吉甫而已。如談《采蘩》,蘇雪林先認定此詩為民歌說者的指為一群女工,為了要請假,找上管理的工頭『師氏』,於是以她自以為是的『師氏』指女工工頭,再反駁李辰冬不以『師氏』為女工工頭,故只見李辰冬的論證有誤處的毫毛,而不見自己立說的根本有誤。殊不見李辰冬對民歌說的反駁及摧破,而故意忽視不看,故只是一個民歌說的跟班者而己,此吾人蓋蘇雪林(1897-1999)的棺而認定其說的本質。

按,李辰冬認為國風若是人民寫的,則周朝天下,每個人民如此有學問,隨口成詩,則豈不是周朝天子仁民愛物,讓人民安居樂業飽讀書籍,學富五車,才有的人人是詩人的現象,後世即使二十世紀,也未能見到的盛世了,其論真是完全擊中一票古來主張民歌說,實質上是美化周朝封建統治,無怪乎文革時,詩經被揭開的真相是『貴族文學』,主張詩經是民歌者,因美化周朝封建制度的水平成為後世莫及的典範,人民都能出口成詩而寫出了國風,而遭批判。

李辰冬先生於詩經研究上最大的貢獻,可以說,一是紮實的工夫,即,詩三百篇裡的所有用字,必須求之於先秦典籍之解,而不能用後世的說法去作為主要比附依據。此外,各詩裡用字遣辭相同處,意義往往相同;同一詩各疊同位置上的辭或字,有相近之義等等,各種於詩經的文法上的規律性必須尊重及亦為求解之鑰。所以,其於詩經各篇各字的解釋,往往較所有古今其他學者之論及釋為精確而有據。

二、由於其之比對詩經各篇,竟有如許多的文法,用辭字上的相同,他以為可說是出自尹吉甫,吾人則反而可以據以了解,詩經即使材料出之於各級貴級的獻詩,但必經周天子的太師整理過,而把各篇很多用字及文法都統一了,看來有近於出自一人之手,而尹吉甫,依後人的考證,曾任周朝的太師一職,因此,認為尹吉甫是詩經的編者之一,吾人極力同意之。即,詩經的編理過程,也是漸近的,朝廷一再把新的詩經篇章加入,而在西周末年,尹吉甫即任整理詩經的太師的職務過,因此,雖不是現今所流傳自西漢魯地出世的詩經,但在西周末的尹吉甫,曾把其前的詩經版本再改版過。而這種改版直到東周初年始告結束,這係因東周王室衰落,詩經的改版即告結束於詩三百定型的東周初年,於吳國公子季札於西元前770年至魯國觀周樂,聆賞雅樂的詩經十五國風及大小雅及頌之雅樂樂歌之前,周室的最後詩經的版本出世了。至於今日所傳毛詩是否即季札所聆的版本,不一定也。於《天祿閣曲談》裡又另有論述。(劉有恒)

研究詩經撞到『鬼』

研究詩經撞到『鬼』

 

詩經本是周天子公佈讓各級貴族從十三歲開始進修時的教科書,而此一教材的的取材,周代史書《國語》是指由各級卿大夫士等在列的貴族官員獻詩,而《左傳》又指出是由『瞽』(樂官)編成的。其實,到了西漢,由於漢武帝正式立樂府,采民間詩,於是西漢末年的劉歆就附會到周代也有采詩,到了東漢班固《漢書》就加以發揮成周朝天子派官在路上采民歌。其實,周朝史書《國語》也有記載,有一古史書《夏書》即有天子派人『徇于路』(在路上問行人),問的是即《國語》裡所記的『問謗譽于路』,即在路上問大家對於天子的『謗譽』,而且也有派人『采』,但只有采的是『謠』,什麼『謠』呢,即『祅祥於謠』,即民間對於五行災異的民謠。當然,不會是三百零五篇的《詩經》了,否則今日的詩經就成了一本迷信歌謠詩篇了,都是各種祅祥災異妖言了。

 

而在劉歆立說,創采詩說,班固及何休等張其目,到了宋代朱熹,就指出了國風都是民歌啦,於是此一劉歆不經之偽說就名正言順由宋儒之倡而一路被古今儒生風頌不己,於是什麼詩經是三千年前民歌之流的邪說,就由不求甚解的腐儒,古今有志一同倡之不已,直到文革時,在挖古東西的根時,終於驗明瞭正身,原來是『貴族文學』,文革當中不知哪位的目光如炬,足破二千年前騙人的腐說。

 

不過,現在研究詩經實也有了多面向,最出奇的一說,就是把詩經想盡辦法解釋成是『鬼』世界,都是和陰間有關。如釋所有有『之子於歸』的詩,都是『出殯』啦,還不止於此,釋有『車』字的詩,都是指的是殉葬的車馬啦,此由臺灣此地一研究者,大大都是做此類解釋,於是《詩經》一書,陰風慘慘,盡成鬼世界矣。

 

如:《由郭店楚簡《五行》「能至哀」釋詩經「之子於歸」—兼釋〈邶風‧燕燕〉等相關詩篇》

 

小談近年來詩經譯注著作裡的優劣品

小談近年來詩經譯注著作裡的優劣品

詩經,不是只有文學概念的人,用著一般談詩的角度,加以鑒賞性的發表自我的詮譯那麼地單純。因為,詩經著成的年代,幾乎三千年前,那個時代,是商朝部族社會,及周朝封建制度涵蓋的時代,而其制度亦非今日的人用今日的角度,以今度古所可以想像的。而詩經,又有不少古代周朝制度下的各種文物,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服制及使用器具。如貴族用的青銅器,而庶民絕不可能在日用上沾上邊的。如,貴族上層有戴特殊飾以珠串的真人發和真人的假髮彙編的頭飾以供祭祀之用,宮女或僕從不可能去配戴;這些屬於禮制下的自貴族到庶人,各有不同的穿戴及規定。如果,連這個都未去深研而不知曉之下,而來譯注詩經,於是,可以見到,不只是把詩經釋的與意境事實相距天壤之別,而且也對於該詩作者也因為無從探究出來,因著認識不清,而一律掛上是民間的諷刺歌曲或愛情歌曲。於是一部詩經譯注,就變成了完全在自由奔放的幻想裡成書,所述都非事實及實有,而成了虛幻的產物了。所以,因著不少學人,中了名過於實,其實聰明了了,學問未佳的胡適(1891-1962)等的口口聲聲民間文學之說,以為詩經真乃民間文學,故完全把詩經一律又是民歌,又是諷上或咒上等,隨心口說,連原本貴族的詩也張冠李戴,變成民間之歌,使詩經譯注成了詩經幻想小說了。

所以,數十年來,詩經譯注,在不少人受了胡適之毒,以為既為民間東西,那麼譯起來一定很簡單,於是此種著作成了顯學,故不少著作,其實內容與真相差距甚遠,非為具學術水準的論述,而只能當成茶餘飯後的消遣小說來看待了。

經敝人檢視了不少坊間有關詩經的譯注(按,未列入者,系因尚未見),茲列出劣質品,但也提出優等之作,以供讀者慎擇入門之用。因為,如果你唯讀一本有譯注的詩經,則讀錯這惟一的一本書,真是會誤人一生的見識。

最劣品:
高亨《詩經今注》(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梅《詩經譯注》(1985),齊魯書社

次劣品:
唐莫堯注釋,袁愈荌譯,《詩經全譯》(1981),貴州人民出版社

普普而未佳:
劉松來,《詩經三百首詳注》(2001)
李家聲,《詩經全譯全評》(2004)
金啟華,《詩經全譯》(1984)
樊樹雲,《詩經全譯注》(1986)
陳子展,《詩經直解》(1991)
沈澤宜,《詩經新解》(2000)
周振甫,《詩經譯注》(2002)
唐莫堯,《詩經新注全譯》(2004新版)
褚斌傑,《詩經全注》(1999)
王秀梅,《詩經》(2006)
陳子展、杜月村,《詩經導讀》(2008)
馬持盈,《詩經今注今譯》(1971,台版)
黃典誠,《詩經通譯新詮》(1998)(按:此書優點是對於所押古韻詳加標明)
金啓華、朱一清、程自信主編,《詩經鑒賞辭典》,1990,安徽文藝出版社

稍佳: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1991,中華書局

任自斌、和近健主編《詩經鑒賞辭典》,1989,河海大學出版社
[按:本辭典因為係集體著作,良莠不齊,有些論點精審,可列入最佳解說;有些卻襲往日錯誤陳說,故只能品列於稍佳之列]

集體撰作,《先秦詩鑒賞辭典》,1998,上海辭書出版社
[按:本辭典因為係集體著作,良莠不齊,有些論點精審,可列入最佳解說;有些卻襲往日錯誤陳說,故只能品列於稍佳之列]

周嘯天主編《詩經楚辭鑒賞辭典》,1990,四川辭書出版社
[按:本辭典同上,因為係集體著作,良莠不齊,有些論點精審,可列入最佳解說;書上有些章節卻襲往日錯誤陳說,故只能品列於稍佳之列]

佳: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一至四冊),1964-1974 (台版)

最佳:
聶石樵主編,雒三桂、李山注釋,《詩經新注》,2000,齊魯書社

(劉有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