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豳風

詩經《豳風》的《東山》的詩人身份乃一出征的貴族

詩經《豳風》的《東山》的詩人身份乃一出征的貴族

此詩的全文: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於飛,熠耀其羽。之子於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詩由末四句:『之子於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知此詩人於新婚時,其婦家的婚儀的繁複到了『十九其儀』,及『之子于歸』一詞,為貴族的女子『于歸』於夫家的用辭,知此詩人必為一貴族。同時以其稱其妻為『婦』,知至少其身份為『國人』(即居於城邑的周族人,有貴族身份)裡的『士』,因為《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至少此一貴族的身份為『士』。

按,周朝封建制度之下,周族築城而居,其大者為都,較小者為邑,都是周族人居住,周族人是統治階級的少數人,居於都邑內有武裝力量自保,其外的野鄙之地則為被統治的當地土著的庶人。而其周族人即為組成都邑的居民,即當時稱為『國人』,而最小的國人的武力單位則是『士』人,為周族人的成年人任之,戰時為保國而戰,故貴族必須從小習射御之事,即騎馬射箭。周族人在城邑裡是行的是貴族統治,『國人』有參政權,可以興廢國君,國君必須得到國人同意才可出兵打戰,國有大事,國君要召開『國人』大會找國人共商國事。於《國語》《左傳》等史料裡不勝枚舉。如衛國國君好鶴還封鶴官位,當狄人攻來時,『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左傳》閔公二年)即這些都城的國人披甲上陣時,全都大鼓嗓,叫國君派鶴去打戰吧,我們怎能打戰呢。而衛靈公要叛晉國時,也『朝國人』(出面面詢國人),國人表示,就算晉國出兵打我國五次,我們的力量一定可以扺抗的了(『五伐我,猶可以能戰』)(《左傳》定公八年)。又如郕國太子與國人不和,所以失去繼承王位權。(《左傳》文公十一年)等等。

而由此,也可以知道所有在詩經裡所描寫到的出征行役,其詩的作者,不是所謂庶人,而是周族人的至少『士』級的貴族,平日射御,戰時有保國的責任,必須出征,而且周朝封建制之下,只有貴族有受教權,才會寫下詩篇,所以周制是要在列者,即卿大夫到士各級貴族『獻詩』以備編成詩經此一貴族子弟的十三歲時應習的教材。

故此詩的作者也是一位至少『士』級以上的披甲出征的貴族,其結婚典禮,女方也是貴族女子,故出嫁的禮儀複雜,不是周朝封建下的庶人是禮不下於庶人,庶人結婚並無繁雜禮俗。也不會有昂貴的馬車,都是附近鄰家彼此為嫁,一如現今不少落後地區的婚俗。所以『皇駁其馬』即知有美麗的車馬,及『九十其儀』(繁複的禮數),即知必為貴族婚禮,則此詩作者必為貴族。(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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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豳風》的《鴟鴞》──兼談『賦比興』只會混淆而無補詩旨

詩經《豳風》的《鴟鴞》──兼談『賦比興』只會混淆而無補詩旨

此詩全文如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尚書‧金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故於周代的冊典的國書史料《尚書‧金滕》裡,己明言此詩為周公恐懼流言之後的二年為詩貽成王的。按,明代朱謀瑋的《詩故》釋此詩亦明白易曉,『鴟鴞,惡鳥,常攫鳥子而食雲。撤桑土而綢繆牖戶,則謂鵲巢矣。鴟鴞以喻武庚,鳥子以喻管蔡。鵲巢則喻王室也。恩斯其子也,勤斯其室也。桑土,桑根之浮生土面者。毛傳訓荼為萑薍之苕,韓詩訓租為積風雨漂搖,喻流言之惑成王也。予維音嘵嘵,正明作詩,以貽成王之意也』。而唐朝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則以為乃『史序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備參。

詩中部份的用字今說明如下:

『鴟鴞』,今稱做貓頭鷹。『思』字,魯詩作『殷』是也。
『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土,韓詩作杜』。
『畜』,陸德明《經典釋文》作『蓄』。『租』,馬端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租當讀如蒩』。
『譙』,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譙,本或作燋』。
『翛』,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等皆作修。而《說文》亦無翛字。當為修字。
按,詩,周代古籍多指出是詩以言志,詩以道志,即,周代為中國文學的發端時代,該時所出現最早的文學的文體,即是詩,並尚無出現散文。所以以詩統文學之類,所以,周代所說的詩以道志,我們不能信以為文學裡只有詩是道志的,實即,依周人之意,即,文學是道志的,只是詩的初生於商周之際是最初出現的文學文體,己知可能《豳風‧七月》詩為最早。文學的體裁,初見於該時代的詩經,故統詩而言文學。而至孔子則言詩有『興、觀、群、怨』的功用,而此四字,先儒也各有索解。依吾人的看法,則『興』,則是可以由詩中起連想作用,即,起興。『觀』,即『陳詩以觀民風』的『觀』同義,即,從詩裡可以看到成詩時的社會百態,含詩裡的陳述裡的原委。而『群』,則是因為於孔子時代,詩作為一種交際用的實質功能,尤其,如果出仕,使于四方,則必要具備有即席賦詩的才能,始不辱使命。『怨』即從詩裡領受到作詩者心裡的情緒。而孔子對於詩與志的文學因素,『興』『觀』『怨』三字,己有充份表達了。而到了戰國時代,以《周禮》一書為代表,則出現了『賦比興』之說,而影響及於後世大矣,但其實,都是後世附會之說,不如返之於孔子的『興』『觀』『怨』三字即足。

按,詩人的作詩,當然可以『見山是山』,如完全筆鋒不帶感情,於是直述其景,直述其事,寫成如同史記一樣。也可以用諷刺的口吻,如寫寓言,寫龜兔賽跑,不是真的在描寫這場二個動物的賽事,而是諷喻人不要驕傲。如果把明明為此一龜兔賽跑的寓言,口口聲聲要回到文學的原始,於是認為此文是這位作家直述一場他看到的龜兔賽跑,豈不被識者笑,可惜,後日的論詩經者,許多都光看詩經文句的表面,反而把詩的最重要的為達到道志的文學表現力,而在所寫的詩裡所蘊藏的美刺的道志之旨,大大反對及奚落,號稱要找出詩的原始本義之下,於是把每一首詩,解釋成了平白直敘的一篇記敘文,詩旨盡喪,或而實質上,把美刺說改造成新的美刺說。

此詩,即可以看出因為『賦比興』的定義及界限不明,而有重疊之處,故人人可以自由比附,如此詩第一章,毛傳認為是『興』,而朱熹認為是『比』;第二三四章,朱熹認為是比,有學者認為是『比而賦』;而朱子於《詩集傳》裡尚分興有『興』、『比而興』、『賦而興』、『興而比』、『賦而興又比』、『賦其事以起興』,到了明代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取消朱子的後三者,還再添加了『興而賦』、『興之比』、『興中有比』、『興之比而賦』、『興之比又賦』、『賦之興』,煩瑣而混淆的不知所云,成了文字遊戲。甚至不少論者(含朱子),又謂『興』必兼『比』等等(如宋嚴粲《詩緝》)及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即如被後人詬病的毛詩序,也只標『興』而不標『賦』及『比』,倒有些近於孔子之說詩呢。即知『賦比興』無論如何自我劃分,但總之,不離乎詩以道志,即詩是人類的意識及情緒的反應,此種意識或情緒,可以是直述所見,也可以用比喻,也可以發為感歎,除非起詩人於地下,不然後人的自由的『賦比興』之釋往往即成虛妄。(劉有恆,取材自《天祿閣曲談》,臺北)

 

《豳風‧七月》是周先祖居豳地時的史官所著

《豳風‧七月》是周先祖居豳地時的史官所著
在《詩經》的《豳風》裡有《七月》一篇。古來研究此篇的學者,因為對於其內容所涉及的曆法不曉,於是臆測之論紛陳。

 

按,此詩內談及各個月份,十二個月裡惟獨沒有十一月及十二月,而又談到“一之日”“二之日”等等,於是古今解詩者或作如一之日即是十一月,二之日即是十二月等臆斷。殊不知,此詩內的所記月份乃用的是『夏曆』,傳自夏朝的曆是一年只有十個月,每月應只是三十六日,餘五天,不盡的分別以“一之日”“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五之日”表示之(按:一之日於此詩中另有別種用法,只是尚未有正解)。按,有關夏曆的考察,詩經的從事者,因只有文學水準,故對於此詩的曆法,因無知悉,所以確也不可深責。而近年來,對於古代天文曆算之學的研究也有突破之下,於是陳久金在《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4)始發現了,《豳風‧七月》一詩所述的曆法,原來與《大戴禮記‧夏小正》一篇完全相同。而今之《大戴禮記‧夏小正》,原只有十個月,但因該文作者,己不曉夏代十個月的曆法,發現古傳簡冊的夏小正,怎會只有十個月,於是自己再加上十一及十二月,但因為夏小正每個月的天象都己敘述完整,此一作偽者,無星相可加,於是今之《大戴禮記‧夏小正》於述及十一及十二月時,沒有星象之敘,而露出破綻。
如,研究者指出了《七月》與《夏小正》在敘及物候方面,有很多相同之處(王安安:《夏小正》經文時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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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夏小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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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有鳴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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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二月采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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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月條桑    │三月攝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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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秀葽    │四月秀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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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鳴蜩    │五月良蛹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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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蒮葦    │七月秀蒮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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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剝棗    │八月剝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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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授衣    │九月王始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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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實,反而是在毛詩的《毛傳》裡稍對夏曆的十月曆有所瞭解,《毛傳》說:“一之日,十之餘也”,即,作者對於此詩裡所謂的“一之日”,解釋是“十之餘”,即,十月過完以後剩下的餘日的演算法了,當即知此詩的曆算是一年十個月。而有關夏曆,和《禮記‧月令》以周曆的一年十二個月之間的差,其實,如清儒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小正》躔度,與《月令》恒差一氣。』看出了夏小正與周曆差了一個節氣,按此語,也未精準。最後差距逐漸擴大到了二個周朝的月。
而在澄清了此詩所記為夏曆之後,接著就可以明白,為何此一豳地之詩,即周代先祖遷往豳地約五百年之間,會去用夏曆了。原來,依古史都有記載,周的祖先原於夏朝是任農官,後逃往西戒之地而遷居不常,而在豳地五百年之間,仍行的是夏代農官君長所習之夏曆。此明見於史料之中,如:《國語•周語上》祭公說:『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稠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即,周族的酋長世世擔任虞夏的農官的『後稷』一職。《史記•周本紀》說:『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多耕種,行地宜。』而《豳風‧七月》歌詠的正是『複修後稷之業,多耕種,行地宜』之事,而這些周族部落的酋長的先祖們,都是農官『後稷』的後人,而且帶領了周族部落,在西戎之地開墾生存。到了酋長公劉,遷於豳地 (按:或有謂自不窋己遷居豳,但是為北豳;公劉遷至南豳),族人生養蕃息定居五百年後,再由酋長太王亶父遷周族部落到了岐,於是再過百多年以周族十多萬的人口的周族部落,而滅商朝建立周朝天下。
而且並且自認為是夏朝的遺民,以示自已雖起於西戎,也不是化外夷狄,而是中原華夏的一家。如:
《尚書•康浩》:『惟乃王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顯民。用雄造我區夏。』《尚書•君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立政》:『其在受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評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百姓。』
於是,從《豳風‧七月》使用的是尚未得到周天下前的周族部落使用古來的夏曆,可以知道此詩的來源甚古,即便於周朝得天下後,或有樂官重新整理過,把此詩的規模及視角改為周朝封建天下,而有了『公』及『田畯』等稱號,但於周族數百年前居於豳地,只是一個農業遊耕部落而言,其酋長亦非周封建天下的『公』那麼高高不可一世,所以周禮的『禮不下庶人』,完全在此詩裡看不到影子,公之子和部落人民都那樣親近,而且所有部落人民,一齊聚於部落大帳裡,舉杯共祝酋長,沒有周代封建制度下,史料記載,庶人完全不必向貴族行各種的禮,因為,禮只行於貴族之間,貴族及天子也不要求庶人要知禮,也不會有人民共同舉杯祝酋長『萬壽無疆』一事,這種酋長和部落民眾水乳交融,打成一片,中國各少數民族間亦然,即如台灣的原住民各族亦然。亦見像《豳風‧七月》一詩,既原作於周民族的部落酋長帶民眾遷居於豳地時期的事,則詩內所記都是『先周社會』的周族部落的原始生活的風貌。
而此詩中,這位詩人,一有學識,二有曆法知識,可知其職務,必為周部落裡的一位官長,但不是酋長本人,因為這位詩人,提到『公』,祝『公』之事,故以其明白此種農業民族的曆法,當即氏族部落社會之下的相當於『太史』,即當日可能係巫卜而為後世史官的先聲,故應係為周部落於豳地時的一位太史(史官)的著作,而此詩的主旨亦即如徐北文教授的《七月—-西周農家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是描寫周族在豳地生活的農村部落的一年四季的盡心農事的全部落的農家樂。故此詩在闡明整個遷居在戎狄之間的豳地,如何全族人共同對抗大自然,而結合眾心在艱難的大自然環境中,分工合作展開農事,以足衣食,不致受飢受凍的先民史詩。(劉有恆,取材自《天祿閣曲談》,臺北)